写心得体会的过程不仅让我们回顾已经走过的路程，还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强项和改进的方向。对过去的总结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我会更加努力地为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奋斗。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主要矛盾也不断发生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及时捕捉主要矛盾的变化，更需要全面而高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将从如何捕捉主要矛盾的转变、案例分析实践、合理运用资源等方面，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要想解决问题，首先必须明确问题的实质，捕捉到主要矛盾的转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群众对于物质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他们更关注的是能否拥有更多的精神文化享受、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等。因此，我们在解决问题时，必须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密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
二、案例分析实践是必由之路。
只有理论结合实际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含义正是告诉我们，必须将理论从实践中去检验、充实和完善。在捕捉主要矛盾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大量案例的分析和实践，摸清根源，找准病因，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例如，在缓解环境污染问题中，我们可以通过案例分析实践，找到那些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加大环保力度，提高人们环保意识等。
三、合理运用资源是关键。
资源的合理运用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当前，我国在解决主要矛盾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善用各种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善于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例如，要解决老龄化问题，就需要充分发挥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和社会安全资源的作用，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四、创新思维对问题解决至关重要。
创新思维是解决主要矛盾转变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眼光去解决问题，用新的思维方式去看待问题。在不断转变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一成不变的解决方案无疑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创新才能突破难题。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大家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主要矛盾转变的问题，发现新的角度和方法。
五、加强协作合作，形成合力。
要解决主要矛盾转变的问题，单靠个人的努力远远不够，需要各方力量的合作与协同。只有形成合力，共同努力，方可顺利解决问题。例如，在加大环保力度中，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的共同努力，只有协同合作才能取得实效。
总之，主要矛盾转变案例的分析和实践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捕捉主要矛盾的变化，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善用各种资源，发挥各方力量的作用，用创新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社会发展的变化，实现人民群众的需求，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和转变。主要矛盾转变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的变化，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判断。在我个人的实践中，我遇到了一个关于主要矛盾转变的案例，深刻地认识到主要矛盾转变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下面我将结合这个案例，谈谈我的心得和体会。
第一段：介绍案例背景。
这个案例是我所在公司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最初的目标是希望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额，因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公司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竞争优势，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市场反应并不如预期，销售额没有明显增长。于是，我们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市场的状况。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调研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产品的质量和服务并不令消费者满意。尽管我们一直认为市场竞争是主要矛盾，但从消费者反馈的角度看，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才是决定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这个发现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意识到必须关注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才能够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第三段：转变工作重心和策略。
基于对矛盾转变的认识，我们调整了工作重心和策略。首先，我们加大了产品质量的投入和检测力度，确保产品的质量达到消费者的期望。其次，我们加强了服务团队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了服务质量和响应速度。同时，我们还加强了与消费者的沟通和互动，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第四段：效果与评估。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逐渐看到了一些变化和效果。首先，产品的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也越来越好。其次，服务团队的满意度和客户反馈指数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最重要的是，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也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这些事实证明，我们转变矛盾的策略是正确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这个案例，我深刻地认识到主要矛盾转变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被眼前的矛盾和问题所迷惑，很难看到问题的本质和根源。而主要矛盾转变方法则能够帮助我们寻找问题的根本所在，从而采取相应的解决策略。同时，也要意识到主要矛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会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必须不断观察和分析，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和策略，以保持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主要矛盾转变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思维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深入认识社会和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分析一个关于产品市场的案例，我深刻体会到转变主要矛盾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并且在实践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作为一个工作者，我们应该不断学习和应用这种思维方法，从而更好地适应和应对社会的变化和挑战。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我们在不断探讨如何更好地应对时代变革的机遇和挑战，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抓主要矛盾”对于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抓住主要矛盾能够更准确地定位问题，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是事业成功的一项基本技能。在我的日常工作与学习中，我对抓主要矛盾的方式和方法有了更多的感悟和体会。
主要矛盾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起决定和主导作用的矛盾，是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矛盾。具体来说，主要矛盾既是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又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只有准确把握主要矛盾，才能顺应时代变革的潮流，有效地推进事业发展。
要抓主要矛盾，需要细致分析当前社会和事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首先，要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找出主要矛盾的演变过程，分析其中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其次，要以矛盾的重要性和严重程度为依据，决定哪一个矛盾是主要的，哪一个矛盾是次要的，不能把次要矛盾放到更高的重要性地位，这样只会浪费资源，降低效率。最后，要根据主要矛盾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方法来解决问题。
抓住主要矛盾能够更准确地定位问题，避免盲目拓展工作方向，节约资源和时间。同时，抓住主要矛盾能够集中力量，精力有限的人们不必“左右逢源”，把大量时间和物力投入到不太重要的次要矛盾上。抓住主要矛盾，还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加快进展速度，即满足了现阶段的需要，也可以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段五：结尾。
总之，抓住主要矛盾，是我们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高效率中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在把把准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准确抓住问题，而且需要广博的思维，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历经不断实践之际，抓主要矛盾这种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如今，大家不仅认可它的实用价值，同时也在尽最大的努力在实践中不断发掘创造性的方法和技术，创新发展的途径。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比较典型地反映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地区发展不平衡、行业之间差距拉大，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1长期发展方式有待充分转变。
一是世界工厂型的外需拉动方式仍未充分扭转。中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所形成的，更为严重的是，企业采取透支型生产，依赖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要素的投入而不是技术创新，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
二是二元化发展方式仍未充分转变。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政府扶持部门与市场部门、城市与农村、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等二元结构，这些二元结构在不同程度导致了市场的分割，资源、要素的流动过程中存在壁垒，市场竞争不够充分、垄断现象尚未根本改善，二元结构导致多重问题相互叠加，进一步形成结构性矛盾的演变和不断积累。
2体制机制改革有待充分推进。
一是市场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环保收费机制尚未建立;市场主体质量不高，尤其是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市场准入开放度有待提高，部分领域仍存在准入的隐性壁垒，部分准入要求已不适应发展新趋势;现代市场体系发育不够充分，各类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竞争不充分，区域合作及市场一体化程度有待提高;市场监管的有效性亟需提高，社会诚信环境亟待完善。
二是财税制度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够清晰，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金融危机冲击下地方政府身负保增长的重任，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增长;宏观税负总体较重，间接税占比偏高、直接税占比过低，消费税、营业税、农业税等重点领域税制设计还需要加快完善，一些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税收收入和财政预算收入等。
三是金融体制机制有待推进。金融机构体系有待健全，融资机制问题突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绝大部分长期资金需求是通过商业银行以间接融资渠道解决的，导致短存长贷引发的流动性问题，也推动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证券业业务结构雷同且业务种类单一，资本扩张和市场融资能力有限，仍有大量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
3调控有度的政策体系有待充分完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指明了政策调控的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实现需求侧政策与供给侧政策的有效配合至关重要。如前期基于需求的刺激政策虽然取得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显著效应，但也相应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产业政策的过度使用，加剧了产能过剩矛盾，且产能过剩矛盾从传统产业蔓延到一些新兴产业，从产能相对过剩演变为绝对过剩。区域扶持政策的过度使用。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和扶持政策，但在部分地区政府催化下，大量资本流向了落后产能、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低生产率的部门，反而抑制了长期经济增长能力。
十九大之后在经济领域重点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着力提升资源要素效率，主要措施包括：
(4)改善土地资源要素的有效供给。“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建议后续探索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性建设用地交易，完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自愿退出机制，推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摘要：文明化、现代化的建设改造绕不开“征地拆迁”问题。“征地拆迁”的经济学实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在这一资源的重新配置中，开发商、政府、征地拆迁户三方如何正确定位，去共同努力实现“帕累托最优”、如何去化解“征地拆迁”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使三方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均按经济规律获得自己应有的利益，是“征地拆迁”工作必须处理好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征地拆迁”的问题，必须建立新的土地市场条件下长期、长效的土地公共所有、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土地供给需求制度和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关键词：拆迁矛盾建议。
1、“征地拆迁”的经济学认识。
1.1.“征地拆迁”的经济学实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矛盾的焦点是“效率与公平”“征地拆迁”，是文明化、现代化的建设改造工作必然遇到的问题，是城镇化的扩张不可回避的矛盾。引发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征地拆迁”的经济学实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毋宁置疑，任何一项资源的重新配置，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显然，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随着城镇化的扩张而使地价剧增会借助“征地拆迁”这一载体集中反映出来。其矛盾的焦点不外乎就是“效率与公平”。
1.2.土地市场具有明显的垄断市场特征。
策者。
1.22、征地时，征而不用、多征少用、急征缓用等现象，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是明显的垄断市场特征。
资金正是进入土地市场竞争的关键性资源，其他企业（或开发商）由于不具备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无法进入参与竞争；地方政府对开发商的选择有意无意间起着“立法限制”的实际效果，具有垄断市场特征。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土地供小于求的客观事实，所以开发商在这个垄断市场上，可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
2、现行“征地拆迁”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2.1.拆迁是围绕房屋所有权交易的利益博弈。
拆迁是指经法定机关许可而拆除权利人房屋并给予补偿、安置的行。
为。除了违章建筑以外，被拆迁房屋都是有合法权属手续的房屋。房屋所有权，是指权利人对其所有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拆迁的实质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一场利益博弈。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表明，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各自的利益不同，产生分歧和矛盾就成为必然。
拆迁同样应当遵守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通过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
间的充分沟通和妥协，达成既有利于拆迁人又有利于被拆迁人的公平交易。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无法通过讨价还价的市场手段解决时，必然付诸行政、司法程序，要求政府和司法部门充当利益博弈中的公平裁判者，做出裁决并动用强制手段保护合法权益。
2.2.严格区分公益性拆迁和营利性拆迁从拆迁的性质看，所有的拆。
迁可以分成公益性拆迁和营利性拆迁两大类。
公益性拆迁，是指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拆迁。公共利。
益是一个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范畴，它是指牵涉到社会中全体或绝大部分成员在生产、生活中的共同的利益，这些利益客观地影响着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一般而言，为了行政管理、国防、生态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卫生保健以及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内的公共项目建设而进行的拆迁属于公益性拆迁。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拆迁的最终结果是有利于整个社会，被拆迁人也同样可以从中获益。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各种市场主体为了牟取自身更大的利益，在与房屋所有者达成交易并经法定机关批准后进行拆迁，法律同样是允许的，也是符合优化资源配置要求的。与前述公共利益相对，这种拆迁的目的只是为了市场主体自身的个别和局部利益，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其性质只能是营利性拆迁。应当特别注意，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所认为的公共利益未必就是公共利益，政府所认定的公共利益有时会脱离公共利益的目标，现实生活中政府与民争利、权力寻租等问题比比皆是。因此，拆迁项目的属性不能由政府决定，而应由该项目涉及到的利益主体通过合法程序民主决策。
2.3.政府在不同性质拆迁中的不同职能。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政府既是最大范围内的公共利益的唯一代表者，还是包括公共利益在内的各种社会不同群体或阶层的意志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者和仲裁者，同时还拥有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公共权力。这种先天的“运动员”与“裁判员”双重身份，既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保证，但又使公共权力的滥用成为可能。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促进市场的发育，保护自发的市场秩序，确保民间契约的履行，维护自发市场平稳运转的环境。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均衡与和谐，在于两者都在自己最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各司其职。我们区分两种不同性质拆迁的意义就在于，明确政府在不同性质拆迁中的不同角色，保证政府在公益性拆迁中不“缺位”，在营利性拆迁中不“越位”。
在公益性拆迁中，拆迁行为的一方是政府，另一方是被拆迁人，双。
方同处一种平等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地位。“裁判员”是司法系统。政府通过与房屋所有者的讨价还价，达到获得房屋所有权的目的，为公共利益项目的实施奠定基础。在通过讨价还价仍达不成协议时，交由法律途径解决，发挥司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这里，政府首先应注意通过公开、民主的程序确认拆迁的公益性质，其次要注意予以被拆迁人充分、及时的补偿。在国际上，各国政府为公共利益需要而对居民进行动迁也同样存在，普遍的原则同样是居民必须为大局做出让步，但政府必须提出征地的充分理由及不低于市场价格的足够补偿。
在营利性拆迁中，拆迁行为的双方是商业利益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和其它社会组织。政府的职责与在公益性拆迁的职责截然不同，在这里，政府不是交易的一方，不能“越位”。政府应当尊重交易双方对各自当前及预期利益的独立判断，尊重其自愿交易的自由，对可以通过市场和社会自行调节与自我管理的民事行为不必越俎代庖。假如被拆迁人不同意交易，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双方进行新一轮的讨价还价，重新分配利益。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绝不能以加快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维护对外开放形象等借口，强行介入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否则，政府手中的公共权力就会失去了其作为个人权利保护神的本来意义，而将成为个人权利最危险的侵害者。
3、改善“征地拆迁”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3.1.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为了适应城镇住房新制度的需要,2001年11月和2005年12月分别颁发了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规程》,然而修改后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新颁发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规程》仍不能有效遏止和解决城市房屋拆迁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近几年反而愈演愈烈。这主要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规定中还存在过多的行政干预等因素。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市房屋拆迁中的问题已成为当前城市建设中的一大障碍,应该及时修改完善现行的拆迁法规,以促进城市建设稳步、快速发展。
3.2.科学制定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范围,对被拆迁人造成的损失,按照被拆迁物业的公平市价进行补偿,确保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双方在补偿方面得到共识,避免出现拆迁人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条件和标准苛刻,被拆迁人难以接受,或被拆迁人提的要求过高,拆迁人不能违背拆迁法规的原则满足他们的过高要求。为切实体现拆迁补偿工作的公平公正,不让老实人吃亏,就必须严格执行政策,坚守政策底线。要“软硬兼施”,对积极配合房屋拆迁工作的被拆迁户给予奖励,对漫天要价、提不合法和无理要求的钉子户,要选准典型,进行行政强制拆迁。
兼顾,综合布局,正确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长远、需要与可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诸多关系,科学预测、合理安排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杜绝城市“形象工程”建设。
3.4．履行自己的职责,遵守协议。在拆迁过程中,拆迁双方当事人根据拆迁法规和拆迁补偿方案,协商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在协商的基础上,双方达成拆迁协议,这种行为应视为拆迁活动“终”了,也是双方真实意思体现的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因此,双方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或理由毁止协议。如果出现单方违约引发协议纠纷,管理部门要做好调解、疏导、解释工作。拆迁人和被拆迁人都应该按协议办事,拆迁人应按双方签订协议时约定的安置时间安置被拆迁人,并按时发放周转过渡补助费和增发超期过渡费。
3.5．要全面推行拆迁补偿评估机制市场化。房屋拆迁评估机构不应由政府单方指定,而应由多家不同的机构可供被拆迁人选择。选择的方式可采取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在被拆迁人选择评估机构时,政府不能设置任何障碍,不能对评估机构进行地域限制。要继续完善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方法,防止房地产评估机构同拆迁人互相串通损害被拆迁人利益的行为。对于评估机构从业人员思想不端正,人为压低或抬高评估价格的情况,一经查实,应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6．要加强对拆迁工作人员的教育。各级、各地拆迁主管部门要迅速清退从事拆迁执法的临时工、合同工。严格标准,面向社会公开招考行政执法人员。通过岗位培训等形式,组织拆迁执法人员深入学习、系统掌握房屋拆迁、房屋估价、建筑、行政执法等方面的有关法规,让其提高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同时,经常性地对工作作风开展自查自纠,牢固树立起勤政为民、秉公执法、文明执法、依法行政的思想。
参考文献：
陈爱巧：“征地拆迁”问题的经济学认识与矛盾分析。
房地产开发商：如何有效破解拆迁难题房开老总踊跃建言献策。
学位论文：解决房屋拆迁矛盾和纠纷有效途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领域也都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朝着科学化、规范化、集约化迅猛发展.其中图书管理这个行业也随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文章具体通过对原来落后的图书管理方式和现今的科学管理进行对比分析,更好的阐述图书管理这个行业所发生的变化.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网络财富英文刊名：intemetfortune年，卷(期)：“”(12)分类号：g25关键词：图书馆管理新时代
“抓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主要矛盾”是指在一个历史阶段内，制约或限制社会发展的矛盾中最为突出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那个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就能够更加明确地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挑战，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分享自己近期抓主要矛盾的心得和体会。
最近一段时间，我所在的单位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各方要求也很多。但是，通过分析和思考，我认识到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在这个时代，人才是关键，只有具有强大的人才实力才能适应和引领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集中力量，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基于以上的情况，我开始着手在自己的工作中抓住主要矛盾。我贯彻“矛盾导向，问题导向”的思想，把主要矛盾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在考评绩效目标的制定中，我将专家引进和人才培养作为首要目标，使所有人员能够明确自己的重点工作方向。同时，我还加强了与高校和院所的合作，进行设备共享和科技攻关，提高了整个单位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第四段：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加速解决主要矛盾。
在整个解决人才不足问题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仅仅分析和找出主要矛盾是不够的，只有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加速解决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主要矛盾。因此，我将优化工作流程作为推动解决人才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通过流程优化，我们加强了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的配套机制，减少了误判和瑕疵，进一步提高了人才利用的效益。
第五段：总结与反思。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思考，我体会到抓主要矛盾的重要性，认识到抓住主要矛盾是推动整个事业发展和进步的关键。同时，我也发现在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流程优化和实际操作同样重要。最终，我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优化工作流程,加速解决问题，才能切实解决主要矛盾，推动事业发展进步。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逐渐从物质供给不足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得到深刻验证。以下是我在学习主要矛盾转变案例时的心得体会。
首先，主要矛盾转变需要全面把握。打破矛盾的束缚和推动转变，需要我们从全面把握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理解主要矛盾转变的内涵和发展规律。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矛盾的转变有着不同的特点和需求，我们必须根据时代要求，适时调整工作思路，找准施策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例如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而是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满足倾斜。因此，在制定政策和推进发展时，我们就应该将更多的元素引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保障。
其次，主要矛盾转变需要统筹兼顾。转变社会主要矛盾，既要把握好宏观战略，又要注重细节推进，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指出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好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兼顾主要矛盾转变的原则。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农民收入的提升，还需要关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发展，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农村全面进步。
再次，主要矛盾转变需要积极作为。在实践中，我们要不断完善工作方法和创新推进手段，积极主动地破解各种社会矛盾，推动各项事业的良性发展。以扶贫工作为例，充分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我们创新推出了一系列实施有力的政策，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等多种手段，使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逐步脱贫致富。这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解决主要矛盾转变问题的积极与主动性，也进一步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最后，主要矛盾转变需要持续努力。主要矛盾的转变既是一场长期斗争，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始终保持对改革的韧劲和力度，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勇于担当，推动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创新。当前，我国仍存在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我们要以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勇气，持续努力，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
总而言之，主要矛盾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在实践中应该深入研究和落实的主题。只有全面把握、统筹兼顾、积极作为以及持续努力，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和推动主要矛盾的转变，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的水平。
中国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官民矛盾什么阶级斗争，什么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意义。有意义只是一种矛盾，那就是延绵中国千年不绝的官与民的矛盾。庞大的官僚集团与芸芸众生之间的利益之争，一直主导着中国的历史。
案例1。
河南省安阳市原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孙秀奇因犯贪污罪、受贿罪，今天被滑县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万元，对其受贿、贪污的赃款259200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
另据纪检部门查明，孙秀奇还长期包养情妇。1994年12月至2001年4月，他婚外与一社会无业女青年先后在安阳、郑州、林州等地长期姘居，并于1999年2月在郑州生下一男孩，2000年12月又在安阳生下一女孩。经公安部门dna鉴定，这两个孩子均属孙秀奇的亲子。
孙秀奇案在进入司法程序期间，有关部门已分别开除其党籍和公职。中共安阳市委曾就孙秀奇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向全市发出通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中吸取教训，经得起权力、金钱、女色的考验，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的侵蚀。
案例2。
李某某，现年42岁，大专学历，多年前就在郑州烟草。
系统工作，为一位领导开车。后来被提拔为郑州市烟草局机关服务中心司机班班长，负责单位内车辆维修以及更换车上装具。
据知情人透露，李某案发，源于一次“偶然”。
2011年，侦查部门在调查另外一宗腐败案时，审计牵出了郑州市一家汽车修理厂，发现了烟草局车辆的非正常维修款。侦查部门深挖之下，李某罪行败露。
2011年10月24日，李某被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控制。在反贪局，李某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侦查人员统计，自2009年3月至2011年3月，仅李某贪污的款项就多达100余万元，同时，还受贿9万余元。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一审结案，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5年半。
案例3某超市工作人员金某、某旅店工作人员刘某到某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办理食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业务。在申办超市营业执照过程中，申办人刘某对工商业务不太熟悉，李某在受理中对申办人爱理不理，很不耐烦。之后，由于刘某在登记书上填写项目不全，李某爆出了“你填的什么东西”、“不要把公务员当成受气包”等不当言论，引起当事人的争辩和反感。
处理：写出书面检讨，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待岗一个月并扣除当月绩效奖金；调离窗口单位；在全市工商系统予以通报批评。
案例4。
某县。
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由于人治社会制度下的长期腐败，大量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而且被人为的掩盖、压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指导下，这些矛盾经过长期的演化、积聚，已演变为不可调和的社会对立和对抗。
在送旧迎新之际，人们不得不去注意在2004年充分暴露出来的目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着的两大互相矛盾的大趋势。第一大趋势可以领袖外交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为标志，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迅速崛起。第二大趋势可以频繁发生的社会抗议运动为标志，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就要爆发的阶段。
这两大趋势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着中国的发展，如果这对矛盾处理得不好，社会政治的稳定就会成问题。
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是很显然的。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迅速把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舞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加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而且在近年开始走具有自己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多边主义、经济外交和睦邻政策等等构成了初生的和平崛起理论的主要内容。如果中国的内部发展是可持续的，中国的崛起只是一件指日可待的事情，这点是很少有人会怀疑的。
中国社会没有能够像很多人所期望的，成为一个多元社会，而是迅速向高度分化的方向发展。各社会阶层之间没有利益协调机制，互相缺少信任感。而政府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也在迅速下降。结果就是不同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
为什么这两大趋势能够平衡发展？这就涉及到外部改革与内部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主题。但是，总体上看，对外开放远远走在对内改革的前面。或者说，内部改革远远落后于外部开放。
这种情况与中国的改革模式有关。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基本上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努力在既得利益的外围发展出新的利益。很显然，内部改革要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相比之下外部改革就比较容易。就是说，产生新利益比改革即得利益要容易。
外部改革进展迅速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外部的压力比内部压力要大得多。外部压力呈现为高度的组织化，可以说是外部众多主权国家对一个主权国家（中国）的压力。这有其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方面。
所以，中国已经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的重要国际组织。中国在投资、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开放方面远远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即使在法制改革方面，一般认为比较困难，因为它涉及到内部利益，但在与外部开放有关的法律改革方面，中国显然也是走在前列的。外部改革的成功客观上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吸引外资，促进贸易。相比之下，内部改革方面相当不尽人意。在法制方面，尽管有各种法律的出台，但国家并没有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党政干部的腐败仍旧严重。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府本身的社会调节功能不足，不能控制社会的高度分化。
内部改革的不足本来就已经产生诸多消极的结果。外部改革的领先更是既存的问题雪上加霜。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外部改革的好处往往流向很少一部分人。今天的全球化尤其如此，因为全球化的主动力乃是国际大公司和各国政府。
第二，全球化倾向于破坏原来存在的社会保护机制和网络，对原来受这些网络保护的社会成员构成了威胁。这是西方各国强大的反全球化的两个主要原因。
在中国，这两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多数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在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决策过程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政府具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权，和国际接轨。
但全球化的所有负面效应都是要整个社会来承担的。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中农民并没有任何发言权，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的影响必须由农民来承担和消化。更为严重的是，很多社会成员本来就不受社会保障体系的保护，现在他们更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部的威胁下了。
人们本来希望外部改革产生新的利益，而这些新利益能够继续推动改革，克服传统利益的改革阻力。但事情并非如此。新生利益马上成为了既得利益，反而成了继续改革的巨大阻力。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新利益往往和各级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能够通过各种管道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简直就是这些新利益的代理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令人怀疑了。外部开放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性。唯一的途径就是加速内部改革，从而达到内外部改革的协调发展。如果内部改革持续滞后，外部开放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如果内部发展不能持续，外部开放也立即会成为空中楼阁可能被点燃，社会矛盾随之爆发。
我们如果把政府设想成一个政治企业，它抽取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会收益，那么从社会角度看，供养一个政府，也应当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这种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学的数学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杆秤”来核算的，这种核算天天在百姓心里进行着，如果不满意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说明这政治企业的亏损在加大。
这是因为公共品需求的急剧攀升，而现行的供给体制已严重不适应。传统的农耕社会，大量的社会纠纷由家族自行调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结构、数量、专业性和变化性都极其有限。但是，当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需要政府统一解决的公共需求急剧增加，专业性和变化性急速提升，对政府的及时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亚当·斯密在分析企业效率的根源时，找到了“分工”这个原因。市场的规模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分工的范围决定着效率的高低。工商业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大分工”，传统的封建王权体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一种“分工”，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离和司法独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压力;联邦制的出现和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的地方化，也是为了效率，便于更迅速地回应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工商业社会到来造成的公共品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变化，结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杨鹏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它们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亦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过程上看，这一规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总是从基本相适合到基本不相适合，再到基本相适合;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也总是从相对稳定到新旧更替，再到相对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走向高级阶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构成二者的矛盾运动。
这种矛盾运动在实际运行中是极为复杂的。其一，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上层建筑的不完善部分，没有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部分都会同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其二，在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矛盾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同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未来上层建筑的萌芽之间的矛盾;新旧上层建筑之间、新旧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等。其三，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时，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一般是相适应的;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没落时期，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则是不适应的，其矛盾则变成对抗性的，全局性的矛盾。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规律，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里的“一定要适合”表明：经济基础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调整或变革，而不允许上层建筑长时期落后于或不适应自己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须取决于和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客观要求，而不允许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和水平。
这两对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对抗性的矛盾通常通过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来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通常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
政治制度中还有不够完善的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某些落后的、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东西，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以上情况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这些矛盾处理的不好，加上历史的原因，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多种所有制及分配方式的存在及个体收入的差距拉大等，就会引发甚至加剧各类社会矛盾。但从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上说，这些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应当而且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我完善发展即改革来解决。为此，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三、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
要准确回答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改变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有一个很好的认识。综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个人认知，目前民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矛盾主要有这样几种。
(一)高昂的生活成本。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目前高昂的生活成本已经成为民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目前主要的社会矛盾表现形式。这个问题又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高企的房价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负担。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商品房的价格与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已经超过了4:1，这个比例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2倍多。很多城市居民为了一套住房，省吃俭用一辈子，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其次，较高的教育成本。根据世界水平，一国财政投入在教育领域中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则高达7%。但是我国由于多种原因，目前政府公关财政投入在教育领域的比值不到4%，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公关财政在教育领域投入较少，导致居民承担了很多教育成本，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在义务教育领域加大了投入，但是由于教学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优质教育总数较少，很多居民为了孩子的未来，需要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支付更多费用。第三，高昂的医疗费用。目前医疗价格过高已经成为民众普遍反应的一个主要问题之一，很多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因病致贫”、“有病不敢医”的现象较为突出，也成为目前我国社会矛盾中的一个突出表现。第四，就是不断上涨的物价。我国物价尤其是今年以来，上升势头虽然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是依然在5%以上的高位运行，而且，前几年还出现了“糖高宗”、“蒜你狠”的个别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现象，也引起民众的不满。
(二)腐败。
纵观世界，即使是美英日法等世界先进国家，腐败也是这些国家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由于过去法制的不完善，目前我国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一些腐败分子，而且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腐败案件，比如前药监局局长不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贪污受贿。这类行为显然严重影响了领导干部的形象，同时由于这部分群体代表了我党和政府的形象，这类行为还将严重影响我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形象，有可能引发潜在的矛盾。
(三)服务政府理念还没有形成。
服务政府理念起源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进入新世纪以后，也加强了服务政府的建设力度，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封建残留思想的制约，在很多地方，服务理念还没有形成，比如民主观念丧失，在各项决策中不能很好的接受民意、咨询民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很多地方强制拆迁引发了很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此外，服务民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不强，对于人民群众的各项服务需求，比如信息公开、行政审批等等，很多部门在信息公开上以各种借口躲避信息公开，而且行政效率低下，也成为目前我国社会的矛盾表现之一。
四、我国当前主要社会矛盾依然没有改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对我国当前社会几种社会矛盾有了一个很好的认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没有变，我党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的判断并没有过时。
原因有这样几点：第一，对于任何社会，如何促进生产力始终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核心思想。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要素。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要将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事业的核心任务，不断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
第二，我国虽然从经济总量上看，在20xx年就已经达到了39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从人均来看，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拍在世界百名之外。此外，我国城乡差距依然较大，这类差距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城乡居民收入上，而且关于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大。正是基于我国这样的现状，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这样的国情下，强化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依然是我党执政最迫切的任务。
第三，高昂的生活成本，无论是房价还是医疗成本和教育成本，从根本来看，都是相关物资攻击不够导致的一个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增加供给，这也证实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
第四，腐败以及服务理念不强，属于政治文明的建设。无论是民众反映强烈的拆迁问题，还是政府部门信息公开意识不强等等，都属于政治文明这一个范畴，而在这我国主要矛盾的概述中，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要满足文化需求，很好的概括了民众对政治文明的诉求。从以上几个原因来分析，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至少在现在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五、促进我国社会矛盾解决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突出，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最主要的矛盾。根据目前这类矛盾的表现形式，提出如下对策。
(一)努力降低居民生活成本。
物价始终是居民最关心的问题。目前我国居民对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高价格普遍存有一种批评态度。为了稳定社会发展，切实降低这些领域的价格，未来，有关部门第一要加强供给和投入，比如继续加大保障房建设，向教育领域和医疗领域投入更多的公共财政，从而增加供给，以满足人民群众对这些领域的需求。第二，树立科学发展理念，积极践行为民服务的观念。这也是我党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在降低物价方面，必须强化人本理念，真正关心人民群众的福祉，始终坚持人民利益之上。第三，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行为。就房地产行业而言，要加大捂盘行为和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以及干扰市场正常运行的各类行为的查处力度。就教育领域而言，要加大查处力度，重点查处违规收费的行为。在医疗领域，则要加强对医生从业行为的监管，避免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
(二)强化法律建设，有效避免腐败行为。
腐败是世界任何国家都重点打击的行为。为了有效打击腐败，增进党群、干群关系，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第一，要加强法律建设，通过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构筑一个防腐法律墙。第二，完善监督。既要发挥传统的纪委、人大等监督，同时还要发挥新闻媒体等被誉为“第四方监督”力量的监督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监督的不断发展，民众监督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很大的发挥，有必要进一步发挥这类监督作用，有效防止腐败。第三，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
(三)树立服务意识，推动服务政府建设。
服务政府是21世纪政府的发展趋势。要推动服务政府的建设，第一，要树立服务意识，这是推进服务政府建设的关键。如果没有一个服务意识，显然是难以实现服务政府的建设目标的。第二，加强考核力度。要制定严格的但与实际相符合的各类考核体系和指标，推动服务政府建设的积极性。第三，还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等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督作用，通过强化监督，以推进服务政府的建设。第四，还要积极借鉴世界先进经验，推进服务政府的建设力度。
(四)加快经济发展是关键。
事实上，要解决我国的主要矛盾，最关键的还是要加快经济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一，要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化发展模式转变。第二，要强化科学发展的执行力度。通过不断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第三，重视创新，强化自主创新，以增强我国的科技竞争力。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的推动和谐社会发展，促进矛盾的逐步解决，在未来我国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切实有效的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加大服务政府的建设力度，同时加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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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3.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4.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指出“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5.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6.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7.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8.2010年，党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努力平衡人民过快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
9.2017年，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五次提到“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前半句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后半句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一）“美好生活需要”相比“物质文化需要”有更广的外延。
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美好生活需要”内容更广泛，不仅包括既有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些客观“硬需求”，更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尊严、权利、当家作主等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求”。
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改革成果极大丰富，改革分享机制基本健全。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随之发生了阶段性的变革，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与此同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如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等等。这些“软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从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从现实社会地位到心理预期、价值认同等方面，甚至对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都提出相应要求。
（二）发展不平衡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我国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东中西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平衡，甚至城市内部、发达地区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现象。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东中西部差距越来越明显。根据麦肯锡发布的《2016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平均表现领先全国其他地区，呈现出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递减的态势，表现优异的城市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从城市创新能力的区域格局来看，总体也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梯度分异规律。从城市群看，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是发展较为成熟的三大国家级城市群，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形成鲜明对比。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上不平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既快又好，高楼林立，道路宽广，流光溢彩。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且缺乏有效维护，公共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由于过去近四十年我国的工业化和对外开放集中在东部，东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高于中部、尤其是西部，城乡间的差异就表现为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经济发展相对东部的不平衡。
不同社会群体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有差距，建立在良性橄榄型社会结构上的财富公平正义分配格局有待形成。主要表现为贫富分化较为严重。从阶层人口比例看，我国中间层人口占比约五分之一，这个比重不足以形成支撑力量和主导力量。
经济领域的发展一马当先、奇迹频现，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虽稳步推进，但与经济领域相比尚有一定差距，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差距十分明显。具体到各个领域内部也存在很大的不平衡。经济领域中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不平衡，低端产业与高端产业发展不平衡，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等。从产业结构看，201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即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于制造业的不平衡，先进制造业相对于传统制造业的不平衡等。从需求结构看，表现为消费相对于投资的不平衡。从增长动能上看，又突出表现为相对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创新的关键作用发挥得不平衡，等等。
（三）发展不充分问题已十分突出。
发展不充分主要是指整个社会的发展总量尚不丰富、发展程度尚不够高、发展态势尚不够稳固。这种不充分体现在发展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处于发展不平衡低端的那部分，也包括处于发展不平衡高端的那部分。但从本质上看，可以从六个方面来理解：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切实成效，我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传统的靠拼土地、拼资源、拼劳动力向拼科技、拼质量、拼效益转变。但这种转变还处在起步阶段，新动能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挑起经济发展的大梁，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业需要向高端化迈进，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决定了我们转变发展方式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充分发展阶段。
法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目前，依法治国已有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司法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但要看到，解决“无法可依”后，“有法不依”的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依法治国还需要努力。
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更加需要与之相辅相成的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很多地方还存在“一个快、一个慢”以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无法满足人们对精神世界的更高追求，精神文明发展不充分，反过来会严重制约物质文明的充分发展。
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尚未根本性解决，而随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日益增长，如何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好，是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近年来，随着整个社会环保意识增强和相关措施落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总体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美丽”已成为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对美好环境的新期待，需要进一步加快美丽中国建设步伐。
这几年，全面深化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满满的获得感，但改革依然面临很多艰巨任务，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财税改革有待进一步推进、金融机构体系有待健全等。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想要不断取得新成就，只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艰险，绝不是轻而易举、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的，必须付出更艰辛的努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重大论断，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作出的科学判断，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善于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里程碑意义。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系统的社会事件，是经济社会发展共同指向的必然结果，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因此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面对。1981年，党的十一届******提出的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基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大背景下作出的，是科学合理、积极有为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任务都是为了集中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而这一正确判断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关键因素。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事物是在运动、变化、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不例外，也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所有这一切巨变都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当然也发生相应变化。
（二）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事关全局和发展方向。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涉及方方面面，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一方面对发展的全面性、全局性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也对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要求。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了转化，但并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此，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三）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八个明确”和“十四条基本方略”，强调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这些都是围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展开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中国******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回答和解决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指导实践突破的非凡历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从主要矛盾中发现根本问题，进而提出根本任务和工作重点、解决方案。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总钥匙，破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最直接的是要树立新发展理念，更加强调从全局的高度思考发展、筹划发展，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社会群体间的协调以及经济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协调。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关键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破除一切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释放一切社会活力与创造力，不断提高发展水平、发展能力与发展绩效。
（一）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主攻方向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来实现。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体系，不同的经济体系在促进平衡发展、推动充分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只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使发展的平衡性、发展的充分性有坚固基石。
（二）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主线方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通过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社会主要矛盾，其实就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体现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在矛盾运动过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形势所迫，是问题倒逼的必然选择。解决的药方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也是新时代经济改革的方向。
（三）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根本动力是全面深化改革。
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其背后原因是体制机制不健全、不科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用制度创新来纠正不正确的发展理念；用体制机制来保障发展主体的权利，激发社会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通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发展走向平衡，实现充分发展。
（四）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关键举措是“五位一体”统筹推进。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精准扶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社会主要矛盾一般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于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十九大报告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方面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进行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的正确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深远的历史意义、客观的现实基础和重大的实践意义，必须深刻领会。一是从理论价值上说，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运用。唯物史观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物质需求是人的第一需求，人们只有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才能向精神文化、社会尊重等高层次需求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毛泽东同志完整提出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概念，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准确认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
当今中国，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深刻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发展的状态和趋势，准确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结论。这是我们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重要体现。二是从历史意义上说，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大势的重大决策。实践表明，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此来确定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重大理论判断往往是开启发展新阶段的思想基础，是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文革"期间，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误判，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就出现了偏差，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重大损失，教训十分深刻。改革开放以后，党正确认识了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面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发展，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成为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大正确分析当今我国基本国情，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结历史经验，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立足新时代新矛盾，开启新历史新征程的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担当。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必将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三是从现实基础来说，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呈现。改革开放近40年来，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生产能力极大增强，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基本摆脱了原来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状况，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正在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物质文化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基本解决之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更突出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些客观存在的新问题，决定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四是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制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提供了基本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社会发展起着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我们党确立发展理念、制定发展战略的关键。
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判断，有助于党和国家更加全面分析和把握多方面、多样化、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的人民需要，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各项需求，与时俱进地研究分析人民群众需要的时代特点和演变发展规律，制定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
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判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要求我们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据此作出重大创新发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我们要更加注重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更加注重发展提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供给，更加注重发展的均衡性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里，全局性表明这一变化是全面的、系统的、全方位的，历史性表明这一变化是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根本性的、不可逆的。这一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这一变化要求全面调整经济结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经济方面看，就是经济结构落后于市场需求的发展。对此，必须进行经济结构全面深刻调整。首先，产业结构要转变，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其次，需求结构要转变，降低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比重，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比重，使国内需求成为增长的主动力；再次，收入结构要转变，调整国民总收入的分布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居民购买力；最后，发展动力要转变，降低人力、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比重和环境消耗，提升技术进步和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比重，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些转变具有全局性意义，将推动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
第二，这一变化要求全面更新发展理念。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揭示了现阶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就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抓住全面更新发展理念这个切入点。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实践都是由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方向和成效。“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针对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要求，反映了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基本途径。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要求，全面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第三，这一变化要求全面提升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表明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发生了重大变化，指向了“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更高标准。要达到这个更高标准，就要全面提升发展要求和目标，更好呼应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民群众在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其他方面的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不断创造和发展“美好生活”的内容。
第四，这一变化要求全面拓展世界眼光。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大局，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提出的要求，也是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提出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而深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影响不会局限于国内，还会延伸于国际。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将引起世界经济结构和产业链的调整，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也将对我国产生持续的巨大影响。对此，我们必须全面拓展世界眼光，自觉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更加自觉地迈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的位置，转向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更有优势的位置，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第五，这一变化要求全面变革治理方式。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也凸显了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面对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快提高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从党的历史来看，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制定，都离不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把握。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加快完善更好处理社会矛盾的治理体系，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判断。深刻把握这一变化的全局性影响及其意义，对于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刻认识新时代基本特征、主要任务、发展要求，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最重要的特征。
任何社会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方面的发展都是矛盾运动的结果。其中，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体现了新时代的新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讲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是划分经济时代的主要标志。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反映了人民需要的新期待，其深层的内在动因，就是时代对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化解这个制约因素，关键是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新跃升，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发展新境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的内在根据和重要标志。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揭示了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了发展新要求，意味着新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巨大的环境消耗实现高速增长，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候。从全球产业链来看，我们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口，是不思进取继续甘于全球产业链下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奋起直追向产业链更高端位置迈进，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我们的根本性挑战。党的十九大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判断，为我们清醒认识严峻的发展形势和内外环境、制定正确的发展策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明确了新时代的新方位。这个新方位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的“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时代”，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节点：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高飘扬;我们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为发展中国家拓展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总之，这一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确定了新的时代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里，全局性表明这一变化是全面的、系统的、全方位的，历史性表明这一变化是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根本性的、不可逆的。这一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这一变化要求全面调整经济结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经济方面看，就是经济结构落后于市场需求的发展。对此，必须进行经济结构全面深刻调整。首先，产业结构要转变，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其次，需求结构要转变，降低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比重，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比重，使国内需求成为增长的主动力;再次，收入结构要转变，调整国民总收入的分布结构，增加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居民购买力;最后，发展动力要转变，降低人力、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比重和环境消耗，提升技术进步和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比重，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些转变具有全局性意义，将推动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
第二，这一变化要求全面更新发展理念。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揭示了现阶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就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抓住全面更新发展理念这个切入点。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实践都是由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方向和成效。“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针对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要求，反映了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基本途径。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要求，全面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第三，这一变化要求全面提升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表明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发生了重大变化，指向了“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更高标准。要达到这个更高标准，就要全面提升发展要求和目标，更好呼应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民群众在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其他方面的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不断创造和发展“美好生活”的内容。
第四，这一变化要求全面拓展世界眼光。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大局，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提出的要求，也是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提出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而深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影响不会局限于国内，还会延伸于国际。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将引起世界经济结构和产业链的调整，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也将对我国产生持续的巨大影响。对此，我们必须全面拓展世界眼光，自觉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更加自觉地迈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的位置，转向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更有优势的位置，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第五，这一变化要求全面变革治理方式。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也凸显了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面对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快提高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从党的历史来看，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制定，都离不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把握。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加快完善更好处理社会矛盾的治理体系，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九大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是一个完整系统的论述，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深化了对社会主要矛盾“变”与“没有变”辩证关系的认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关键是要把握“变”与“没有变”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两个“没有变”。就是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前后两个“社会主要矛盾”不是对立的，也不能割裂开来。但同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又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是带有飞跃性的质变，是对各方面产生全局性影响的变化。这一变化之“新”，在于它是层级性的变化，从人民需要的一般水平迈向更高水平，从物质生产扩充到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矛盾的指向和力度都发生了变化。正确把握这个变化，在实践上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决不动摇，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放松，同时把着力点放在发展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上，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力增强创新能力。
第二，深化了对社会主要矛盾中“需要”与“供给”辩证关系的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依据人民需要与供给的关系确立的。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正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需求和社会生产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过去的物质短缺时代，供给是主导方面，需求是被动方面，有供给就有需求。现在生产能力已经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已经得到极大丰富，一般需求已经饱和，人民群众要求更高质量、更为丰富、更加个性化的供给。由供给决定需求的阶段发展到需求决定供给的阶段。这种新变化，要求我们从供求关系的根本变革上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在实践上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第三，深化了对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辩证关系的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揭示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当前我国的突出问题。社会主义发展客观上要求全面和平衡。邓小平同志说过，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光有经济建设一手搞得好还不行，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实践上要统筹兼顾、注重平衡、补齐短板，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长期存在的问题，促进城乡、区域、沿海和中西部协调发展，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不断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增强发展后劲，提升发展的整体效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第四，深化了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的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在国际环境更加复杂的形势下出现的，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充分考虑外部因素特别是防范各种风险。邓小平同志强调，搞现代化建设要有世界眼光，要注意世界各国的发展，瞄准世界前沿，注意风险挑战。我们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使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复杂矛盾长期存在，国际上种种不可测因素的频繁出现，都可以使矛盾迅速放大许多倍，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决不可以掉以轻心。对此，需把握国内外矛盾，注重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在实践上正确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机遇、趋利避害，妥善应对和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决不让各种干扰影响我国的改革发展。
第五，深化了对“矛盾局部”与“矛盾全局”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多，关联越来越紧密。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影响，不仅涉及单个领域和方面，更会涉及全局性趋势性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时，坚持用系统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和方法推动对矛盾的认识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总揽社会矛盾全局，协调各方矛盾的解决。否则，就可能因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似乎解决了一个矛盾，实际上带来更多矛盾的激化，造成经济社会的混乱。把握社会矛盾全局，就要做到“两个维护”，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摆脱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的束缚与羁绊，真正从党的利益、国家整体利益、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开展工作、推动发展。
社会主要矛盾以一种集中、凝练、典型的形式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核心要素、关键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社会主要矛盾存在于社会历史全过程，但矛盾的内容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最好证明，是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深层原因，标志着人民需要的拓展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前进上升。
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要深刻认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人民需要看，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非常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发展状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指的是发展起来后的发展现象，突出体现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等等。可以说，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前进中的矛盾，是良性循环的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和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结果。新时代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结果。
由于我国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正行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这使得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表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备了坚实基础和充分条件。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表明，我们有条件、有能力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也是以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要求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这一战略安排也正是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社会主要矛盾新的转化的战略安排。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标志着解决矛盾的方向、重点、途径、机制等都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
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方法同生共长。党的十九大既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同时也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要求新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也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新的要求。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一个阶段，我国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个阶段，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要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向、重点、途径、机制，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依据，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意义，是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基石。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不懈探索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生产不断发展，同时人民需要的层次不断提高、内涵不断拓展。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促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勠力同心、接续奋斗的结果，是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取得的重大成就。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有力证明：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一长期历史进程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然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生了变化，它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历史阶段中发生的变化，新时代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阶段中的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时代是表述特定社会历史的范畴，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不同内涵的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划分时代的基本依据，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主导、支配和决定作用，贯通于时代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表明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被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所替代，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的重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从求温饱到求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建共享;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诸如此类的要求都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也是新时代的具体特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时代内涵，同以往几十年相比已不是处于同一个水平，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新的发展阶段。30年前，我们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今天，我们是13亿多人口，8亿在城镇，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跃升期。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首先就要认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是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指引。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标志着人民需要的拓展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前进上升。
社会主要矛盾以一种集中、凝练、典型的形式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核心要素、关键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社会主要矛盾存在于社会历史全过程，但矛盾的内容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最好证明，是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深层原因，标志着人民需要的拓展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前进上升。
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要深刻认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人民需要看，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非常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发展状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指的是发展起来后的发展现象，突出体现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等等。可以说，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前进中的矛盾，是良性循环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标志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乘势而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和人民长期努力的结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结果。新时代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结果。
由于我国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正行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这使得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表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备了坚实基础和充分条件。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表明，我们有条件、有能力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也是以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要求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这一战略安排也正是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社会主要矛盾新的转化的战略安排。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标志着解决矛盾的方向、重点、途径、机制等都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
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方法同生共长。党的十九大既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同时也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要求新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也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新的要求。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一个阶段，我国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个阶段，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要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明确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向、重点、途径、机制，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
任何社会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方面的发展都是矛盾运动的结果。其中，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体现了新时代的新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讲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是划分经济时代的主要标志。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反映了人民需要的新期待，其深层的内在动因，就是时代对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化解这个制约因素，关键是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新跃升，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发展新境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的内在根据和重要标志。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揭示了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了发展新要求，意味着新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巨大的环境消耗实现高速增长，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候。从全球产业链来看，我们处于“不上不下”的位置，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口，是不思进取继续甘于全球产业链下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奋起直追向产业链更高端位置迈进，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我们的根本性挑战。党的十九大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判断，为我们清醒认识严峻的发展形势和内外环境、制定正确的发展策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第三，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明确了新时代的新方位。这个新方位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的“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时代”，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节点：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高飘扬；我们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为发展中国家拓展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总之，这一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确定了新的时代任务。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既是基于党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判断，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两者的矛盾运动是判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理论依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党的长远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变，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矛盾非主要方面之间在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内相互影响，在条件允许下双方还会相互转化。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及我国实际情况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會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正确分析我国社会发展状况并及时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丰富，又为党和国家确定未来工作任务指出了明确方向。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出精准分析，既是国家领导人在把握国情后根据实际情况变化作出的实事求是的准确判断，也是国家开展其他工作的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当时我国社会存在的多种矛盾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作出了不同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在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大众同封建地主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矛盾表现为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解放战争时期，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渴望和平民主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之间的矛盾。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拉开序幕。同年9月15日，党的八大胜利召开，刘少奇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过程中，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经验，思想准备不充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偏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决议，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误地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并由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主持中央事务，首先是把大家的思想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我国社会主义实际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被归纳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当时的中国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只有生产力提高了，人民在物质与文化方面的需求才能得到解决。在当时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我国工作的重心，以发展作为我国工作的第一要务，在短短的40年内，中国经济不仅得到了快速发展，党和国家更是规划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在改革开放刚起步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人民对物质和文化的基本需求还不能得到满足，党和国家最急切的任务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满足人民对物质与文化在量和质上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不仅如此，党在其他各项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不断得到满足。随着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不断满足，新的需求也就产生了。人民不仅要求吃饱，还要求吃出健康；不仅要求穿暖，还要求穿出时尚。在各方面，人民不仅对量有要求，还更加注重质的满足，在吃穿住用行方面，无不表现出对质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众多领域里都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成就斐然，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除了在物质与文化上有需求外，更在安全、民主、和谐、生态等方面也有所要求，这些要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阻碍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现实条件是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因素，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我国在实现民主、富强、和谐、美丽、公平、正义、法治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基于实际情况变化作出的实事求是的现实判断，又是对我国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准确定位。
“历史充分说明，党和国家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同我们能否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紧紧联系在一起”〔4〕66。在不同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对时代的准确判断是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前提，一旦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我国时代认识不清，得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必然有所偏差。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的提出是依据“新时代”历史方位作出的准确判断。
“新时代”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近几年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发展情况准确判断下所作的我国目前历史方位的最新定位，它是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代依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及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其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人民谋幸福。新时代的中国处于承前启后、继续谱写社会主义华丽篇章的时代。“新时代”作为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依据是基于我国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时代开创了中国新局面。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个国家纷纷抓紧机遇期，不断提升各自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加强合作，更突出表现为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科技的突飞猛进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科技的发展给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重大影响。为了加强与国际的接轨，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围绕时代主题，深化对内改革，加强对外开放，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新成就，特别是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不断丰富着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政治上民主的发展与众多大型民生工程的建设，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我国社会越来越和谐。总之，随着整个社会思想的解放、生产力的提高，在人民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也刺激着新的更多的需求的出现。
第二，新时代确立了中国发展的新征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我们党始终把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执政的目标与归宿。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理想，物质上的匮乏决定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也相当贫瘠。于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此，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党的根本工作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并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全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我国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搭上了这趟世界经济特快列车，在党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二。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改革开放的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每一次重大历史时刻都是新征程的开始。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随着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和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指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128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未来的建设中，党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压力将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实现后面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将任务进行了更加具体的分解，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既是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又开启了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中国发展的历史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人民站起来，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新时代的发展将使中国人民强起来。所以，新时代是让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新起点、新征程，这也便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时代依据。然而，新时代没有改变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也没有改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所以，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需求”仍然是人民的追求，只不过是更高的需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党的十三大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相同点或者说本质都是需求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同的是十三大所提出的主要矛盾是基本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则是更全面的需求与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需求与发展在程度上有所差别，也就是说人民在需求上的不同层次的追求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的差别。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依然是发展，任务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矛盾都包含至少两个方面，其中起决定、支配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只有使发展平衡、充分，才能真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整体不平衡不充分。在我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相比之下，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远不及经济发展速度。二是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东西部之间、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表现出极大的差距。我国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已经可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比肩，甚至说整体经济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可是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经济却相对较落后，而那些深度贫困地区更成为重点扶贫对象。
除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外，人民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一是人民需求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仍处于物质匮乏的时代，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文化上的需求都较为单一。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需求表现出多元性，不仅体现在物质与文化的需求方面，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医疗、教育等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人民需求从量到质的转化。在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基本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成为人民追求的首要目标。但在即将实现全面小康的新时代，人民在基本的物质与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后，向往更美好的生活。人民期盼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辩证法的规律是從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5〕，正是在科学的历史观与辩证法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党才得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结论。
正确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是为了更好地化解矛盾双方，使矛盾双方稳定地处于统一体中，这样社会才会处于和谐状态，这是从古至今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无论是西方的“理想国”“乌托邦”，还是中国的“大同世界”，都诠释了人们对完美世界的向往，但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的不满。马克思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400。自阶级、私有制产生以来，社会便进入人剥削人的状态，阶级矛盾愈演愈烈，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峰。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所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422。马克思用“联合体”代替“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唯有此，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有才可能化解。
即使在同一社会形态下，条件的变化依然会引起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因此，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解应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实际情况的变化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原因。在国内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推翻“三座大山”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主要矛盾便转化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民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矛盾双方的斗争是导致主要矛盾变化的原因。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分析主要是从现实的人与人的活动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的，并以此分析历史发展趋势，从而得出科学的正确的唯物史观。在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时，也应秉承这一唯物史观原理，从我国实际情况变化出发，进而分析矛盾双方的变化。
（二）需求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需求与发展之间的矛盾，需求与发展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的矛盾运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需求和供给是一对矛盾，两者的平衡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供给要满足需求，也就是要求发展本国的生产力，需求的满足反过来刺激供给，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首先，人民的需求是历史产生与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体现。其一，马克思认为，历史产生于人的需求，这是一切人类生存的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时每日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6〕158。其二，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是对人的需要的不断满足过程，他说：“已经得到的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6〕159其三，马克思认为，在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过程中，不仅生产满足人们需求的物质，还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6〕159。
马克思指出，人们需求的提高又反过来刺激生产力的提高。需求通过人们的消费来表现，消费需求的提高又必将刺激生产力的提高。根据社会分工理论，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与消费两大部类，只有两大部类平衡，社会经济才会稳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的需求必将通过市场的供给状况反映出来，刺激着生产者主动进行生产，以满足对市场的供给，满足人民的需求。一句话，生产力与人民需求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最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依然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新时代”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基本国情发生了变化，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说，虽然我国生产力较之前已有较大的发展，但并没有突破质的飞跃。在新时代，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同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共同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虽然新时代生产力水平较之以往提高了不少，但并未发展到能从根本上满足人民的各项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3所以，虽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但只是量的变化，我国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但却不足以使我国超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任务依然以发展为主，只有各方面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满足，因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才是制约我国人民美好生活的主要因素。要达到质的飞跃，就必须突破这一制约，让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因为，“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8〕197。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不是主观随意的结果，而是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党的长远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自我完善，所以，在马克思看来需要通过革命手段变革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却可以通过改革不断地完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归根结底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所引起的，在整个矛盾运动中，生产力作为比较积极的因素，不断得到解放与发展，这样势必要引起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党在这时提出中国历史阶段的新变化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审时度势，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新时代意味着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新的变化，与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政策相比，我国的发展也处在新的转折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改革开放之初，为了促进经济建设，我们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以发挥带头作用，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随着我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虽然很多地方已经发展成为富裕地区，很多人也富裕起来，但社会生产、消费、地域的贫富差距也表现出来，这些差距汇总起来便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接下来的工作便是要力求消除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党制定长远战略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应始终把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解决百姓的民生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拥护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概念，目的是放缓脚步，提高发展质量。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優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我国的发展与之前一味强调量与速度完全不同，更注重生产力发展的质量。我们党也将遵循这一发展理念，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作为今后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用新的发展理念建设社会主义，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
〔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0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自1月1日起施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同时废止。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洁自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员廉洁自律规范。
第一条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
第二条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第三条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第四条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
第五条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第六条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第七条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
第八条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二、六大纪律。
六大纪律是指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
六大纪律是巡视工作的重点，具体表现为，在巡视工作中，努力做到以下几点：紧扣政治纪律，着力发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拉帮结伙等问题;紧扣廉洁纪律，着力发现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问题;紧扣组织纪律，着力发现违规用人、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等问题;紧扣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着力发现“四风”问题。
三、两个责任。
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
四、一岗双责。
“一岗”就是一个领导干部的职务所对应的岗位;“双责”就是一个领导干部既要对所在岗位应当承担的具体业务工作负责，又要对所在岗位应当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负责;也就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应当对这个单位的业务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负双重责任。
五、一案三查。
指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开展责任追究，一查当事人的违纪违法责任，二查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三查纪委(纪检机构)的监督责任，做到有错必究、有责必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基本依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观点，在事业单位考试中经常出现，那我们就必须清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依据，接下来就对其一探究竟。
一、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10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二位，货物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二位，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分别居于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领域遥遥领先，工农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大部分工农业生产水平居于世界前列，甚至有个别工农产品出现过剩，这说明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实际。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有大幅增长，分别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增长到2017年的36396元、13432元;农村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目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2017年达到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民群众有了更高的期盼，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等等，都显示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层次更高、内容范围更加广泛，出现了阶段性的新特征。
三、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主要指的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现象，制约了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比如经济增长快，但是政治制度、生态文明问题显著，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落后。
发展不充分主要指的是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比如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师资短缺，存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包括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够平衡，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现象，制约了全国发展水平提升。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
从社会生产力看，我国仍有大量传统的、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均匀。
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看，推动国家和方面发展，实现平衡发展充分发展还不够。
从城乡区域发展看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
从收入分配看，收入差距仍然较大，而且有3000万人尚未脱贫，城市还有很多困难群众，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弱势群体。
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要。
以上就是关于十九大矛盾转变的具体解读，中公教育专家希望广大考生能从政策变化当中敏锐的把握命题依据，进而提升自身在今年省考的政策理解能力。
《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主要是：
一、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下半年起明显下滑，到第一季度下降到谷底，但从20第二季度起扭转了下滑趋势，开始逐季回升，走出了一个标准的v字形反转，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然不足。因为经济的回升主要是依靠政府实施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等政策发挥作用的结果，而社会投资意愿尚未明显跟进，居民消费后劲亦感不足，进一步扩大内需难度加大，而外需的萎缩和低迷状态又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二、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目前，总体上说，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我国已有近20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却很少。在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尚不到10%。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大量是贴牌产品，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导致利润大量流失。据统计，在我国出口的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品中，外国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数占到90%以上。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我国总体上也缺乏核心技术和领军人才。与此同时，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而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又面临就业压力大、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制约。不仅一些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而且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
三、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一方面，从劳动力供求总量看，一定时期内仍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很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也还很大。另一方面，在就业上又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供不应求的用工短缺情况。新春伊始，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就出现了“用工荒”问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期调查，东部沿海地区有70%被调查的企业存在“用工荒”。这一来是因为经济回升向好，企业特别是沿海外贸企业的订单增多，因此用工需求旺盛，更需要具有一定经验和技能的熟练工、技术工;二来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对工作选择、生活待遇、未来前途等有了新要求。这就使得用工需求方与劳动供给方二者出现不匹配。
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不稳固。一来，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抗灾能力不强，农业生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还很大;二来，农业科技推广等社会化服务的基层体系尚不健全，其对农业生产的支撑不足;三来，粮食连续6年实现增产，粮食生产基数不断提高，农业种养的比较效益又偏低，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亦较大，粮食持续增收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都在加大;四来，农村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还很滞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保护耕地问题、保障农民权益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等。
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这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和滞后的消费物价上涨产生了很大压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发展，潜伏的财政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六、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也是我国社会矛盾凸显期。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任务还很艰巨。据新华网、人民网20“两会”前夕分别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医疗卫生、教育公平、调控房价这“三难三贵”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买房难、买房贵)仍被选入前十大热点问题，其中，特别是房价过快上涨问题从来没有像年这样备受关注。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被选为前十大热点问题，而且在新华网调查结果中还被列为榜首。调查认为，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居民并不是没有消费意愿，而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一些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能力不足。另外，户籍改革、养老保险、反贪反腐、司法公正、民主监督、网络问政等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也受到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而被选为前十大热点问题。
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判断形势，决不能把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等同于经济运行的根本好转。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努力化解矛盾，更加周密地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摘要：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就是对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各方面综合考量，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总结前人矛盾思想基础上作出的与时俱进的科学论断。
党的十九大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世界版图前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它的一个重大贡献和理论创新，就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新的论断。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开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逻辑起点，是一个重大政治判断。
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是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等各方面综合考量，从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全局出发，总结前人矛盾思想基础上作出与时俱进的科学论断，具有厚重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过，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起着领导、决定作用，规定、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就是主要矛盾，而其他的矛盾则居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即次要矛盾。反映到实际工作中，主要矛盾就是指中心工作、主要环节和工作重点。
当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各种矛盾纵横交织。我们只有集中力量找出主要矛盾，才能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关键。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抓主要矛盾的解决带动其它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事物是运动的，矛盾是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就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此之后的36年，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沿用了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判断。
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显著，引起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变。这是由社会实践发展引发的理论概括的发展，是实践发展和时代问题的必然要求，具有鲜明的现实依据。
第一、生产落后状态下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得以化解。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基本建成小康社會之前，从总体上来讲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生产供给比较落后，与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存在张力，难以满足最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然而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显著提升，社会生产能力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丰硕，天宫、天眼、墨子、悟空、蛟龙、c919大飞机、高铁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走在时代前沿，我国已经从制造大国走向智造大国;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了满足，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因此，我国总体上已经实现小康，基本摆脱了落后状况，生产落后状态下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得到有效化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这种变化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
第二、新时代人民需求侧的结构与层次发生显著变化。
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是指人感受到自身内在的物质或精神上的缺乏，为了维持生存、发展和享受而对于外界事物的摄取欲望和要求。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具有现实性和未来性、个体性和社会性以及确定性和变动性;从需要层次来看，可以分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正因为人的需要具有多层次性和历史变动性，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长期努力，在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后，激发了人民对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的追求。人民需要结构与层次发生新变化，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无疑人民这种需要结构与层次的新变化构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又一现实依据。
第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主要制约性因素。
进入新时代，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部分领域生产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尚未得到解决，如：“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无法满足高品质需要。市场壁垒依然存在，市场竞争仍不充分，体制机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相对滞后，微观经济主体受到较多约束，实体经济活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生态环境恶化威胁人们的健康发展，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同时，民生领域仍然存在许多短板，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城乡区域发展、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广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还面临诸多难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品类、数量和质量还不够充分，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充足、优质公共服务的紧迫需要，尚未达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标准。因此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仅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主要因素，构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变的重要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中央纪委“四大纪律八项要求”
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提出了“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即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严格执行“八项要求”：
(4)要廉洁奉公，不接受任何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利益;(5)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允许他们利用本人的影响谋取私利;(6)要公道正派用人，不任人唯亲、营私舞弊;(7)要艰苦奋斗，不奢侈浪费、贪图享受;(8)要务实为民，不弄虚作假、与民争利。
我们如果把政府设想成一个政治企业，它抽取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会收益，那么从社会角度看，供养一个政府，也应当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这种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学的数学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杆秤”来核算的，这种核算天天在百姓心里进行着，如果不满意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说明这政治企业的亏损在加大。
这是因为公共品需求的急剧攀升，而现行的供给体制已严重不适应。传统的农耕社会，大量的社会纠纷由家族自行调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结构、数量、专业性和变化性都极其有限。但是，当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需要政府统一解决的公共需求急剧增加，专业性和变化性急速提升，对政府的及时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亚当·斯密在分析企业效率的根源时，找到了“分工”这个原因。市场的规模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分工的范围决定着效率的高低。工商业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大分工”，传统的封建王权体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一种“分工”，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离和司法独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压力;联邦制的出现和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的地方化，也是为了效率，便于更迅速地回应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工商业社会到来造成的公共品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变化，结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杨鹏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它们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亦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过程上看，这一规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总是从基本相适合到基本不相适合，再到基本相适合;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也总是从相对稳定到新旧更替，再到相对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走向高级阶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构成二者的矛盾运动。
这种矛盾运动在实际运行中是极为复杂的。其一，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上层建筑的不完善部分，没有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部分都会同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其二，在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矛盾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同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未来上层建筑的萌芽之间的矛盾;新旧上层建筑之间、新旧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等。其三，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时，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一般是相适应的;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没落时期，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则是不适应的，其矛盾则变成对抗性的，全局性的矛盾。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规律，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里的“一定要适合”表明：经济基础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调整或变革，而不允许上层建筑长时期落后于或不适应自己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须取决于和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客观要求，而不允许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和水平。
这两对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对抗性的矛盾通常通过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来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通常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
政治制度中还有不够完善的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某些落后的、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东西，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以上情况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点。这些矛盾处理的不好，加上历史的原因，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多种所有制及分配方式的存在及个体收入的差距拉大等，就会引发甚至加剧各类社会矛盾。但从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上说，这些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应当而且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我完善发展即改革来解决。为此，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持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使中国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三、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
要准确回答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改变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有一个很好的认识。综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个人认知，目前民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矛盾主要有这样几种。
(一)高昂的生活成本。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目前高昂的生活成本已经成为民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目前主要的社会矛盾表现形式。这个问题又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高企的房价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负担。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商品房的价格与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已经超过了4:1，这个比例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2倍多。很多城市居民为了一套住房，省吃俭用一辈子，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其次，较高的教育成本。根据世界水平，一国财政投入在教育领域中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则高达7%。但是我国由于多种原因，目前政府公关财政投入在教育领域的比值不到4%，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由于公关财政在教育领域投入较少，导致居民承担了很多教育成本，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在义务教育领域加大了投入，但是由于教学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优质教育总数较少，很多居民为了孩子的未来，需要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支付更多费用。第三，高昂的医疗费用。目前医疗价格过高已经成为民众普遍反应的一个主要问题之一，很多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因病致贫”、“有病不敢医”的现象较为突出，也成为目前我国社会矛盾中的一个突出表现。第四，就是不断上涨的物价。我国物价尤其是今年以来，上升势头虽然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是依然在5%以上的高位运行，而且，前几年还出现了“糖高宗”、“蒜你狠”的个别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现象，也引起民众的不满。
(二)腐败。
纵观世界，即使是美英日法等世界先进国家，腐败也是这些国家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由于过去法制的不完善，目前我国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一些腐败分子，而且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腐败案件，比如前药监局局长不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贪污受贿。这类行为显然严重影响了领导干部的形象，同时由于这部分群体代表了我党和政府的形象，这类行为还将严重影响我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形象，有可能引发潜在的矛盾。
(三)服务政府理念还没有形成。
服务政府理念起源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进入新世纪以后，也加强了服务政府的建设力度，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封建残留思想的制约，在很多地方，服务理念还没有形成，比如民主观念丧失，在各项决策中不能很好的接受民意、咨询民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很多地方强制拆迁引发了很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此外，服务民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不强，对于人民群众的各项服务需求，比如信息公开、行政审批等等，很多部门在信息公开上以各种借口躲避信息公开，而且行政效率低下，也成为目前我国社会的矛盾表现之一。
四、我国当前主要社会矛盾依然没有改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对我国当前社会几种社会矛盾有了一个很好的认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没有变，我党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的判断并没有过时。
原因有这样几点：第一，对于任何社会，如何促进生产力始终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核心思想。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要素。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要将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事业的核心任务，不断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
第二，我国虽然从经济总量上看，在就已经达到了39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从人均来看，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然拍在世界百名之外。此外，我国城乡差距依然较大，这类差距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城乡居民收入上，而且关于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大。正是基于我国这样的现状，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这样的国情下，强化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依然是我党执政最迫切的任务。
第三，高昂的生活成本，无论是房价还是医疗成本和教育成本，从根本来看，都是相关物资攻击不够导致的一个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增加供给，这也证实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
第四，腐败以及服务理念不强，属于政治文明的建设。无论是民众反映强烈的拆迁问题，还是政府部门信息公开意识不强等等，都属于政治文明这一个范畴，而在这我国主要矛盾的概述中，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要满足文化需求，很好的概括了民众对政治文明的诉求。从以上几个原因来分析，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至少在现在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五、促进我国社会矛盾解决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突出，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最主要的矛盾。根据目前这类矛盾的表现形式，提出如下对策。
(一)努力降低居民生活成本。
物价始终是居民最关心的问题。目前我国居民对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高价格普遍存有一种批评态度。为了稳定社会发展，切实降低这些领域的价格，未来，有关部门第一要加强供给和投入，比如继续加大保障房建设，向教育领域和医疗领域投入更多的公共财政，从而增加供给，以满足人民群众对这些领域的需求。第二，树立科学发展理念，积极践行为民服务的观念。这也是我党获得发展的根本原因。在降低物价方面，必须强化人本理念，真正关心人民群众的福祉，始终坚持人民利益之上。第三，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行为。就房地产行业而言，要加大捂盘行为和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以及干扰市场正常运行的各类行为的查处力度。就教育领域而言，要加大查处力度，重点查处违规收费的行为。在医疗领域，则要加强对医生从业行为的监管，避免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
(二)强化法律建设，有效避免腐败行为。
腐败是世界任何国家都重点打击的行为。为了有效打击腐败，增进党群、干群关系，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第一，要加强法律建设，通过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构筑一个防腐法律墙。第二，完善监督。既要发挥传统的纪委、人大等监督，同时还要发挥新闻媒体等被誉为“第四方监督”力量的监督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网络监督的不断发展，民众监督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很大的发挥，有必要进一步发挥这类监督作用，有效防止腐败。第三，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
(三)树立服务意识，推动服务政府建设。
服务政府是21世纪政府的发展趋势。要推动服务政府的建设，第一，要树立服务意识，这是推进服务政府建设的关键。如果没有一个服务意识，显然是难以实现服务政府的建设目标的。第二，加强考核力度。要制定严格的但与实际相符合的各类考核体系和指标，推动服务政府建设的积极性。第三，还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等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督作用，通过强化监督，以推进服务政府的建设。第四，还要积极借鉴世界先进经验，推进服务政府的建设力度。
(四)加快经济发展是关键。
事实上，要解决我国的主要矛盾，最关键的还是要加快经济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一，要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化发展模式转变。第二，要强化科学发展的执行力度。通过不断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第三，重视创新，强化自主创新，以增强我国的科技竞争力。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的推动和谐社会发展，促进矛盾的逐步解决，在未来我国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切实有效的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加大服务政府的建设力度，同时加大对腐败的惩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