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国心得体会感想(优秀9篇)

党的xx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心得体会的范文，欢迎阅读。

党的xx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通过学习xx届四中全会，我有以下的心得体会：

同志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实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了法律不能有效实施，那再多法律也是一纸空文，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告诉我们，当前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就是有效地实施法律。政法机关作为执法司法的主体，能否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无疑是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

从重立法转向重执法司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

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心从“有法可依”逐步转向“有法必依”，特别是突出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既是法治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法治发展历史阶段的要求，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从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及世界范围法治国家建设的经验看，有效地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制定法律，然后才能严格实施法律。特别是在完成大规模立法活动之后，必然面临如何实施法律问题，即如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有法可依”。直到20xx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有法可依。

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执法和司法在以前不重要，而是说过去3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始终是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如今，这个战略目标已经实现，虽然这个体系还要不断完善，但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有法可依转向有法必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执法和司法工作有了巨大发展，不仅建立起完善的执法和司法体制，而且建立起一支具有专业素质的执法和司法队伍。但是，与人民群众对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渴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还很突出。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实施依法治国，就必须将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转向有法必依，转向执法和司法。

严格依法办事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要求，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如果说有法可依属于治理体系的范畴，那么，有法必依则属于治理能力的范畴。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体现国家制度的执行能力，它不仅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只有推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强化国家制度的执行能力，才能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从建设法治中国的总体布局看，着眼于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做到他律与自律、法律强制与道德约束相统一。

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明确指出，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还要靠制度来保障，让执法司法权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对执法司法权的制约除了依赖制度约束，还要依赖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互联网时代，政法机关要变被动为主动，尽最大可能做到执法公开、司法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运行不见阳光，或有选择地见阳光，公信力就无法树立。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公开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最终目的是为了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不能忽略整个社会特别是政法人员的道德建设。同志特别强调，要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强制性地惩罚违法行为，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的思想道德问题。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法律强制与道德约束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都有助于制度的落实。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在加强外部制度约束和监督的同时，必须不断强化整个社会自觉守法、自觉依法办事的道德习惯，尤其要加强政法队伍的道德自律意识和职业伦理建设。

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着眼于政法队伍职业伦理建设，坚持大局意识与依法办事相结合，做到执法为民的职业良知与秉公执法的法治精神相统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面对社会功能的分化，要克服总体化治理存在的弊端，而采取功能分化的治理模式。就法律治理而言，要特别注意政法工作的特殊性，不能把政法工作与行政工作、政法人员和其他普通公务人员混同起来。因此，对于政法人员不仅要讲政治信念，而且要讲职业伦理和职业操守，甚至要把政治信念转化为职业伦理，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贯彻落实政治信念。正是基于政法机关职业伦理的特殊性，同志指出：“政法机关的职业良知，最重要的就是执法为民。”政法队伍只有将执法为民的职业良知贯彻在每个具体执法司法活动中，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律不同于政策，不仅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而且具有制度刚性。执法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自由裁量的弹性比较小，有时甚至没有自由裁量余地。执法司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政法队伍必须秉持和坚守法治的职业伦理，只服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秉公执法，不枉不纵。正是针对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同志强调政法队伍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要把法治精神当作主心骨，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一是一，二是二，不偏不倚，不枉不纵，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执法为民是秉公执法的前提，秉公执法是执法为民的保证。一旦离开了法律，脱离开秉公执法，执法必然受到权力、金钱和私情等因素的腐蚀和影响，执法为民就会变成一句空话，甚至蜕变为执法为权、执法为钱、执法为情。因此，面对权力干预、金钱诱惑、私情影响，政法队伍要敢于担当。政法队伍只有树立起捍卫法治、坚守法治的职业信念，才能“不信邪”，做到刚正不阿、勇于担当。同样，政法队伍只有秉公执法、勇于担当，才能逐步提升执法公信力，使得老百姓逐步信仰法律，在整个社会培育出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

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远目标看，着眼于全社会依法办事，实现依法治国，要坚持法律制度与社会风尚相结合，实现实施法律与信仰法律相统一。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法治建设承担着克服传统人情社会弊端、构建新生活形态和新社会风尚的重要使命。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法机关就必须与传统人情社会陋习进行坚决斗争。同志指出，要从政法机关做起，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杜绝法外开恩，逐步改变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关键是要以实际行动让老百姓相信法不容情、法不阿贵。这就意味着政法机关要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事业中成为开路先锋，起到率先垂范的模范作用。

只有将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才能通过执法司法让人民群众理解现代法治的精神，改变传统思维习惯，养成依法办事风尚，形成法治信仰。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也就不再停留在法律书本上，而是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文化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领导是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最大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确保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使党的领导成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根本保障。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提升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为此，同志指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不是包办具体事务，不要越俎代庖，领导干部更不能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之名对司法机关工作进行不当干预。

一旦明确了这个原则，那么，党的领导不但不会干预执法司法，反而为执法司法提供强有力保障。党的领导可以为执法司法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各方资源、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办事、创造执法环境，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保障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必须正确处理党规党法和国家法律的关系，使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带头严格依法办事，成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模范。

党规与国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党的组织、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不严格遵守党规党法，那就很难保障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方略中，党的领导必然包含党领导人民带头执法、守法。同志指出，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认真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具有比普通群众更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素质。如果说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是普通老百姓都必须守住的底线，那么，对于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来讲，无疑要成为严格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模范。在这个意义上，党的领导成为推动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最大力量，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依法办事风尚、形成法治信仰，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包括公民民-主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都由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所确认和保护;另一方面，公民民-主权利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规范而有序地行使，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样一种人们向往的社会里，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障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谐发展。

社会稳定、秩序井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稳定和秩序，人们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睦共处。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其中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调整解决。在众多的社会调整措施中，法律调整最为重要。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硬性”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要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依靠法治作保障。

依法治国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党的xx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含义做了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的旨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树立法高于人、法大于权的观念。

法律权威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严、力量和威信。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迫切需要。任何社会都必须树立有效的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形态，决定了一个社会中不同的权威。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性是由法律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法律具有规范相和确定性，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或者废止。这种法律所独有的确定性，使人们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清楚地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具有普遍性。它在其有效时间内，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法律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任何个人或者组织违反法律，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具有崇高的权威性。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国家主席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千百年来，中国在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时刻像今天这样把“法治”放在国家建设，政党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

历史上的中国，“法治”理念更是缺失，即便是有，那也是辅助人治的治国工具和策略，法治庶民而不治君，君在法上，民在法下。

遍观中国古代史，即便是有张释之：“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汉书.张释之传》)的法家思想，却终是“礼治”高于“法治”和“人治”胜于“法治”的。

在人治时代，先秦法家所提出的法律主张，总以向国君献策作为思想出发点。

所以法家的法律是思维带有浓厚富国强兵和尊君卑臣的工具观的。

因此从中国古代起法律难以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历史局限就在于此。

为什么中国的“依法治国”会存在历史局限?

历史局限必然是历史上所形成的羁绊所造成的，这个羁绊是什么呢?其一是以“宗**理”为治国之实，以法治为治国之具，“礼治”高于“法治”;在讲求礼治道德和伦理纲常的中国，法律基本上是一种客观且形式化的规范。

对于人仅是构成内在的约束，且只对于庶民百姓而言，“刑不上大夫”由是如此。

因此法律在传统中国的人治社会只能从属于“仁孝”从属于“礼治”，处在人治之下，是一种“治之具”而非治之实。

因此人们漠视法律，依赖于人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其二是人治的历史太长太久，人们更依赖于“人治”而非“法治”;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帝王专治的历史，在政治上以国君的权威取代诸侯的权威，实行中央专治，使得权力一步一步的走向高度集中。

而君主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且不受任何法律的束缚，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统治阶级所具有的不受限制的权力直接产生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三纲五常”、“宗**理”以及政治观上所追求的“圣贤”“完人”和崇尚权威的思想，沁润于整个历史时期。

处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人治时代之中，司法正义的缺失和制度的不完善也是一种必然。

当遇上社会不公的`现象人们求告无门时，只能祈愿有权威的智者来帮助他们伸张正义。

其关键点在于有足够的威信和权威者的出现而不是法律和制度的可靠。

而这也直接催生了国人至今心中仍然存在的“青天情结”和“青天崇拜”。

这正是对人治的依赖高于法治的集中体现，更是“依法治国”的历史局限。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不是简单的将法律作为治国的工具，而是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纳入法治思想的轨道之下，让全民都生活在法治环境之中，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缺失法治思想，对我们的国家带来过太多的伤痛，对我党的执政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十年”由于抛弃了法治思想，从行动上罔顾了宪法的权威，“砸烂公检法”这一破坏法律的粗暴行径，更是为中国的法治历史打上了一个耻辱的烙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依法治国呢?一是要彻底清除历史上的“人治”传统，根本上改变“孝在法外”这一漠视法治精神的非良性遗传基因。

传统中国社会人们更加注重“礼治”之下的伦理道德。

人们在做出某种行为之前，首先考虑的不是违不违法，而是是否合乎道德。

等到做出的行为出现了问题，也不会去诉诸于法律的裁决。

往往由家族的族长、宗长和有德行的名宿来施以协调。

而造成传统中国社会国人漠视法律，不相信法律的根源，便在于“孝在法外”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

在《孟子.尽心》篇中“舜窃负而逃”的故事更好的解释了人伦高于法律“孝在法外”的现实。

《孟子.尽心》篇弟子桃应与孟子有这样一番对话：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

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到，舜的父亲杀了人，法官皋陶要把他捉起来，舜作为帝王不能去干预司法，这是他的职务要求，但是当职务与孝道不能两全的时候，舜宁愿抛弃天下，背着父亲远走高飞，逍遥法外。

而这种做法便是“百善孝为先”和“人之行莫大于孝”的传统中国所标榜的“孝道”。

同时表明在守法与尽孝两难的时候，国人最终会选择尽孝而不是守法。

就连孔子所提出的“父子相隐”也是一个成全孝道漠视法律的道理所在。

《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在叶公看来父亲偷羊，儿子愿意作证，证明羊是他父亲偷的，认为这个儿子知道什么是正义。

但是孔子却不同意，认为只有父子双方互相隐瞒对方的过错，才是天理人情所在。

天理人情，伦理纲常才是正义，甚至超乎于法制之外。

所以国人对法治的漠视根源于“孝在法外”法在伦理之后的一种人治传统观念的影响。

由于漠视法律的传统存在，致使人们更加看重人情天理，而对人治的依赖，对权威的崇拜也成为必然。

这种对权威的崇拜赋予所谓的“圣贤”以极大的权力，成为正义的化身。

而这种权力随着专治力度的加强也逐步走向极致。

使得统治者极其僚属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一旦权力不受制约甚至缺少制约，必然会形成绝对化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贪腐。

二是缺乏法治思想和法律监督，执政的权力不受约束，就必然产生贪腐行为，给我党执政造成致命性的后果。

权力在社会中是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它本身并不意味着贪腐。

但权力一旦失去规范与制约，就必然导致贪腐。

而绝对的权力又必然产生绝对的贪腐。

其根本原因是权力的不受制约，直接诱因是由此获得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或行政官员所拥有的作为或不作为及如何作为的选择自由,表现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行为与否,怎样行为的各方面的选择自由。

而在我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偏重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民族。

这与悠久的人治历史分不开，也与传统上追求圣贤和人的完善性而引发的伦理之道脱不了干系。

一个社会凡事讲人情、靠关系，必然与裁量权空间过大有关。

我国古代的官僚体制就是如此。

官民之间是从属和依附的关系。

官员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官”，而君王就是普天之下的“君父”。

三纲五常决定了官员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广泛自由的裁量权是产生绝对权力和权力滥用的基础。

又是不良思想左右公正执法，影响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造成行政违法和行政道德缺失的原因所在。

这种自由裁量权如果为贤明的执法人员所用他们就是人民心中的“青天大老爷”。

如果被奸诈之徒所用他们就是贪占枉法的“硕鼠”和国之蛀虫。

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区别，除了人心和个人素质修养以外，直接原因就是权力的绝对化和不受制约。

绝对化的权力是权力拥有者凭借手中的权力而为所欲为。

甚至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

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就以“清官之病”来说明了权力的滥用和不受制约的现象，权力成为了官员手中为所欲为的工具。

《老残游记.第十六回》载：“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文中还写到官员刚弼审案“凡事成竹在胸，不就事论事、细意推求”虽然为官清廉但是却以被告涉案后向官员贪腐为由，以此当作被告有罪的证据，以严刑屈打成招，从而取得被告犯罪的口供。

这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就是权力绝对化所引起的权力滥用。

这种由绝对权力产生的自由裁量权，用于自以为是的清官就是草菅人命的帮凶，用于贪官之手便是贪腐的利器。

正因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

“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

三是要改变党在法治建设上的错误认识，不能“党在法外”，而要把执政党本身至于法律之下，使 “党在法内”成为法治常情;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党和执政党，理所应当是要主导国家的法治建设的，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

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了我党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但是绝不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法律建设，就可以不遵守法律，就可以“党在法外”!如果有这样的认识，那是绝对错误的。

必须予以坚决纠正。

《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这一点不论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还是中共党员都不能违背的。

同时我党也必须做好遵法守法的模范带头作用，这是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的必然现实要求。

“依法治国”任重道远，绝不是喊喊口号，挂挂标语就能够实现得了的，更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厢情愿就能推向前进的，必须要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进来，形成建设法治社会的良好社会氛围，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形成合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一伟大目标。

正如全会所提出的那样：“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法治社会的建设，依法治国的整体推进既要有社会舆论氛围，更要采取实际行动重在落实。

既要喊嗓子做宣传，更要甩开膀子干实事。

既要有打破旧藩篱的勇气，更要有再造土宇的魄力，其关键和核心，就是必须且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一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