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读书人与书籍对话的结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领悟书中的思想和深意。下面是一些经典作品的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
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熟人社会即乡土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个社会所体现的特性，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特点。是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特性。所以要谈社会的特点，就必须先了解人。
世界上民族众多，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包括风俗，宗教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的性格特点。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他们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位于南欧，两侧分别是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形高低起伏，加上地中海气候，是不适宜发展农业的。当雅利安人迁移到希腊时。面对不同的生存环境，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适宜农业发展的地方，后来就建立起“半权力社会”。多数则选择了航海贸易的行当，形成了“城邦社会”。航海就意味着不断的变化移动，不可能长期和固定的人交往，同时也得不断的和陌生人打交道。航海和贸易也不可能完全依附某一样东西，所以他们之间表现出更多的竞争。不断的移动和竞争最终带来了一种崇尚自由的品性。在《圣经》中，时常可以看到先知们带着自己的部落迁移，同时也由于自由和反抗压迫等不断地进行战争。
希腊是“城邦社会”他们的城邦是由不断从外面迁移来的人组成的.，而不是土生土长的，对城邦事务进行管理时，就必须协商，最后妥协，这就形成了名著的传统。不仅城邦内部如此，各城邦之间由于力量相当，不能形成专断，所以也表现出一种协商和妥协。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由于地处岛国，土地稀少，且多火山地震，生态环境恶劣，所以日本人对土地有着特别的渴望，同时也有很深的危机感，这也就造就了二战时日本的“大陆计划”，企图征服中国，征服世界。在一部日本影片中，日本即将沉入海底，而多数国家对此置之不理，对日本移民也不断排斥。这些都体现了日本民族沉重的危机感。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人给人以心胸狭隘之感，喜欢剖腹自杀的也只有日本比较常见。日本也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民族之一。
所以一个国家所处区域的环境和天气等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有长江和黄河两条大河，同时是季风气候，适宜发展农业，这使中国成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东部有漫长的大海，南部大多是高大的山地和丘陵，北有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西部则更有世界第一的青藏高原，在加上后来修的万里长城，中国几乎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而中国人也体现出更多的保守性。当然这只是大环境，最重要的原因依然是对土地的依赖，也就是处在农业社会中。农业对土地，气候，水利有着特别的要求，一旦选择一块地后，人们便不愿意迁徙。由于人口的增加等带来的粮食的增加，也很少有人另外去开垦土地，而是通过精耕细作来增加产量。而精耕细作的技术也是祖上传下来的，所以安土重迁，重传统，不愿对外开放。
以《乡土本色》开篇。乍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句话，费孝通仿佛就给中国给定了含义，此处不谈。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本色》。
乡土中国的流动性是较差的，我比较喜欢书中的一种表述：将乡土中国的社会比作一颗老树，人们共同依存着这株老树生存，一起享受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起为它的根茎供给营养。当承载这颗老树生存的土壤无法结出完全供给所有人的所需的果实时，人们就会作为“蒲公英的种子”向远方漂流，重新播种成为新的大树。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其实，乡土中国并非是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存在，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因为哪怕是哪些飘散出去的种子，也有共同的文化来作为“根”来彼此连接。
这一点与美国起于拓殖时代产生的乡下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单位是颇不一样的。中国乡村的“孤立”与“隔阂”相对体现在聚居地上，而并非个体。这或许也是中国并没有产生像美国那样突出的“独立精神”的原因吧。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彼此的连接是不可隔断的，时间与空间对他们束缚力相对较小。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土本色》。
文中有一个词汇让我记忆尤为深刻，那就是：“熟悉”。这个词汇不禁让我联想到《小王子》里面的“驯服”一词，因为它同“乡土性”一样是文中的中心和暗线。
乡土社会的信誉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如果说西方的履约是由于外在束缚的契约精神的一种捆绑，那么中国的履约更多的发生于一种植根于基因与血脉里面的本能。在乡土中国并不需要大范围的法律的限制，相对于法律，他们反倒觉得彼此之间的“熟悉”更加可靠。
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中国人的抉择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顺从约定俗成是社会性的，而跟从内心是个人性的，这就与费孝通在书中写道的“从俗即是从心”不谋而合了。
“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文字下乡》。
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变化速度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变更，于是乡村出现文化脱节的现象，由此产生的“乡下人”这种类似的词汇附带上了贬义的意味。
但是这与中国的乡土文化又并非完全贴合，比如它们的生活由于更多的用语言来传递信息，不通字词的现象被冠以“文盲”的概念就是一种失误了。农村人的知识来自于生活，农民看到蚂蚁搬迁巢穴就知道要去开垦沟渠，而农民本身是不知道或者不熟知这背后蕴含的气候知识的。
如果说“愚”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不识字就不能作为愚与不愚的评判标准。知识的底蕴往往与时间的积累是分不开的，中国五彩斑斓的文化灿烂如星海，这就与中国有不断绝的五千年文化紧密相连。而语言相对文字而言无疑有更加悠久的历史，那么乡土中国的农民代表选择以语言而并非文字来作为往来交际的载体就不是那么奇怪了，否则是不是也是一种理念上的舍近求远呢?这种说法看似是一种诡辩，但我想说的是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字都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文字本身也是一种间接的说话和不太完善的工具。
随手而记，随心所欲，随笔墨的流动写下一些不成熟的文字，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首次出版于1947年《乡土中国》，是根据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土社会学”的内容辑录而成，一共有14篇文章，是一部著述研究当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
该书作为我们离退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的当月推荐读物，我虽通读了两遍，但按照读书活动“学思践悟”的要求，有些找不到“北”的感觉，总感到费老这个泰斗级社会学家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后来又在网上看了几篇别人的读后感，还是不能适从。下面，谨从我阅读本书后所回忆起我童年在乡下生活的点滴乡土记忆，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费老书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的描述，虽说的是40年代中国农村，但我以为，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恐怕和40年代应该变化不是太大。我儿时因为父亲受了迫害，随父亲在周至老家农村生活了五年多，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时才转学到西安，我对这五年多的农村生活记忆尤为深刻。每到夏天，在大片的芦苇丛中，传出布谷鸟的叫声，总想摸到鸟蛋或小鸟，钻到里面却怎么也找不着。清澈的河水中游荡着五彩斑斓的小鱼，用篮子稍一划拉就有几尾在蓝中蹿蹦。芦苇根儿下，时不时就能摘到菱角。河中稍大点儿的石头下，也能抓住几只螃蟹。娃娃伙儿们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都忘记了时间，直到听见远远的村里大人们隐隐地呼叫声，才提了鞋，抱起衣服，一哄子各回各家。秋天，背着小背篓打柴，折下一根长长的竹扫帚棍儿，在尾端绑定一根长长的细绳，作为工具，扦拾白杨树落下的叶，我们叫扦嘎嘎叶，装满了背篓，背不动了还要大点儿的孩子帮忙。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串金黄的包谷，晚上有野鸽子把包谷之间的缝隙当窝，打着手电筒一照，好像不会飞似得，当你搭着梯子快要够着它时，却扑棱棱的飞了。冬天里，在热炕上赖着不想起床，烎炕的麦糠有着淡淡的呛味儿，锅头炭灰里埋着烤出来的红苕干面香甜。提着蛋笼走进青油油的麦地，挖燕麦、捡拾大雁的粪用来喂猪，冻得手背通红，肿的像个面包。那时天上总有一行行大雁排着人字形或是一字形向南飞，麦田里也是一群群的吃着麦苗，粪便都能捡上一笼底儿。冬天最深的记忆莫过于过年了。过年，能吃上水果糖、柿饼、瓜子儿、花生、核桃，还有麻花、麻叶儿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群孩子聚起来一起挨门挨户给各家各户“拜先人”，拜完等着人家大人给每人捏一颗糖或是一把花生瓜子儿，有的人家也会给一分钱。在我们这么个大村子，走完两三个街道，就已经很晚了，回到家，衣服的几个小口袋就已经鼓鼓囊囊再也装不下了。春天总是个比较难过的时节，天气乍暖还寒，进入二三月也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了。记忆中几乎每天都吃浆水搅团，浆水菜是用各种野菜腌制的，有时还有马刺筋（大刺儿菜），吃起来有些扎嘴，那时把搅团吃的很厌烦，直到现在还是。
现在，村边儿的小河早已经干涸了，河岸上已经没有了灌木野草，河岸边、芦苇丛也都变成了庄稼地。平时回去是见不到那么多人的，只有过年还有些人气。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只留下些老人在乡下看着门户。过去低矮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盖了二层小楼，空荡荡的。
记忆中的老家乡村，捡拾起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提起亲切，放下动容，繁华落寞，与有荣焉。费老的“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描述，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比较少见了。我老家村子里如今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到新加坡抑或是非洲打工的都有。村里人活动范围已经没有了限制，他们的社会圈子也就不再孤立了。况且，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老家的村子也同其他乡村一样，除了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也在鼓励发展特色经济，重视公共服务，重视环境质量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先生在1985年该书再版时的那段话：“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而是包括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通览全书，可以感受的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时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
由于我学疏才浅，但愿不会对费老的著述有断章取义和不敬。
在开始的几章中，经常会发生前几段要读好几遍才跟得上文章思路的现象。但随着不断地深入，我渐渐地找到了方法：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需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些地方往往会提出概念或作出结论；抓住关键词，圈画下来，排列在一起，就如同有了一张阅读的“线路图”；画思维导图，可以帮助梳理文章脉络。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提取、归纳信息的能力，让我理清文章思路，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差序格局》中提到了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大的圈子就是我们的人际圈。作者形象地用石子投入湖面荡起的涟漪来形容，它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亲疏关系的远近会对它产生影响；作者还指出圈子的大小是依势而定的，真可谓是一语破的。
《血缘和地缘》主要围绕着“人情”展开。在这个充满人情的社会中，真正的商业是无法进行的，文中的例子：只有到十里之外的街市，人们才能自然地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才会认真的讲价、买卖。这是土地上该有的规则，人们一代代的遵守着。
读书的过程如登山。前面是数不尽的台阶，但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顶峰之处再首来时路，我们的成就感与满足感是无法比拟的，那时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
这本书《乡土中国》很薄，但是可以读得很厚，第一遍我没有太看懂，回过头又重新读了一遍，想要了解真正的中国可以从这本书开始，它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国民性格的形成做了基层的分析，解读。关于”乡土性“和”现代性“，采用了学术研究的名词来阐述，里边的每一章展开来讲都是一幅宏大的”故事“。它没有“嘲讽”，没有“置身事外”，没有”指手画脚“，而是以一种做学问的调查态度去剖析，这是一个学者的理性，更是一种踏实研究的态度，光是这一点就足够我们学习和敬仰。
如果我们说文字有四个层级，本能，情感，哲学，审美，越往后越高级，但受众面也会越窄，我倒想从情感的层面去说说，大概我也就是这个级别，入不了俗，也深刻不了，更达不到审美层面的高级。
从“乡土性”来说，其社会结构是倾向于稳定的，而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中国传统的感情是偏向于同性去发展。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乡下，夫妇间感情的淡漠是日常，一早起来各忙各的，各人做好各人的事，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夫妇间大多是“没什么话可说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婚姻把生育之外的其他功能比如经济、政治、宗教等纳入到了这个社群所引起的结果，这更像是一份事业，而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效率是要讲纪律，排斥私情的，所以中国自古讲的是“三从四德”，“相敬如宾”，是负责，是服从，两性间的矜持和冷漠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从“现代性”来说，其实中国的“现代性”是从“乡土性”这基层上长出来的，自然也就带着“乡土”的烙印，这是文化所影响的。真正“现代性”的感情是浮士德式的，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需要不断的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是不停止的，是追求，是向对方寻求心理上的契洽。在中国现有的文化环境下，浮士德式的感情追求是让人撕裂的，是充满与环境对抗的，但生命力也会因之越强。
我很高兴的能看到在现在的中国，有这么一小群人有着对爱情美好的追寻，他们能够跳出传统婚姻中承载着的经济等功能，把夫妇发展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轴，让两性之间的感情作为家庭凝合的力量。
当然，无论“阿波罗式”的还是“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没有对错好坏，全看个人追求和需要，但我还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爱情而结婚，并在恋爱的持续中，不断的去克服阻碍，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是去创造生命的意义。
林清玄乡土散文特质。
乡土美术特色师资培养模式探究。
浅谈余光中诗歌的乡土意识。
深挖乡土美术资源开发美术新课程。
乡土地理课题开题报告范文。
南方这一点更加明显，对于祠堂、族谱等文化的重视，起名字时大家族一定要按照家谱来确定辈分，有些大宗族都是有族长的。就是没有明显宗族的地方，有红白大事的时候一定要请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坐镇，遇到不懂的礼节要去请问老人应该怎么办。
我参加过农村的婚礼，一定有一位大知宾负责总调度，通常是年纪四五十开外，有丰富的筹办经验，那时候他的指令就是最高意志，包括各种亲戚、贵宾都要听他的调度安排，颇有点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意思在。所以，怎么安排一场婚礼，全在大知宾的一张嘴上，并没有我们熟知的计划书、wbs任务分解、各种公告、条文、时间表来告诉各色人等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所有人都等着大知宾口头通知。有些多才多艺的大知宾，话说的十分之漂亮，一套一套的半文半白，甚至有些还会唱着押韵的歌词来安排事项，令人叹服。这就是典型的人治。
第四种权力是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时势权力。费老用的这两个字非常传神，时势造英雄，这种权力的`产生和实现方式大家都懂得，是彼可取而代之的自信，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霸气，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大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时势权力还是在乡土社会的框架内产生的，一旦取得了权力，不会跳出乡土社会的特性去重建一个世界，如果真有哪怕一点征兆，那么就会有人怀疑对方可能是穿越者了，比如王莽同学。
那么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打土豪分田地，这是框架内还是框架外呢?嗯嗯嗯，我感觉我这篇读后感想到这个问题后就可以结束了，那么，就结束吧。
最近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著作中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国农村变迁之前的样貌。
本书一共十四篇，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利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深度剖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首先是乡土本色，“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如费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个“乡土性”带有三方面特点：其一，“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其二，不流动性。其三，熟人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的发展。再加上乡村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十分缓慢的社会，人民已经习惯了乡土社会的安稳生活，以至于不能适应其他快速变迁的社会，这才是“乡土社会”“乡土”的原因。
接下来是文字下乡，“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社会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费先生说，文字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讲究文法、艺术，但是在面对面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必要的，存在着空间和时间上的间隔，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相处之间有着自己的“行话”，有着“无言胜似有言”的效果，乡土社会中的文盲体现了乡土社会的本质，乡下人是没有文字需要的。
在差序格局中，作者把当时的社会分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就像捆火柴一样绑在一起，而中国则是家庭，就好比丢了一块石头在水里，荡出一层一层的波纹，具有伸缩的能力，有着“人情冷热、攀关系、讲交情”的特点，而西方的就是权力问题，作者说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个差序，也就是伦。
后面作者还讲到了“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现象，在乡土中国中，长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年轻一代对长老只能是唯命是从。最后作者讲到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名实之间的距离随着社会变迁的快速发展而增加，但是在乡土社会中变迁的速率是很慢的。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断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90后的我没有经历中国传统社会，对中国的一些独特现象不了解，《乡土中国》帮助我对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我看到《乡土中国》的书名时，第一反应是——作为一个由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孕育的子女，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书，值得我们去读。
文章开篇即提到“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说明中国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作为农民，自然而然的被视为“乡下人”，因为“乡下人”这个称呼，从褒义上来讲，它表示的是农民淳朴，忠厚，本心做人的性格：从贬义上讲，则带着几分蔑视，意味着农民的.愚昧、木讷、迟钝、没见识、没文化、落后的常态。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经济基础，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其实早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乡土性”的文化基础。农民的生活离不开土地，自古以来，农业的发展是在土地的基础上。农民播种、耕田都要依靠土地。所有的农业都离不开土地，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下人对于农业的无土栽培。同时也说明了土地对中国社会有重要意义。
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说明并阐述了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人们在生活上社会作业都是与一些熟人。这就意味着人与人是直接接触的。而作为文字，字是人与人之间间接接触的工具，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所以，在乡土社会这一熟人社会中，“文字”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人们喜于用语言表达和交流，所以文字下乡必定会受到一定阻碍。文字作为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媒介，要在乡土社会中得到广泛使用，就必须要使文字渗透到乡土社会中。也就是现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乡土中国》这本著作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又是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的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目。
回顾宋朝时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还原出来的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祥和、安定的社会。而今，在党的领导下，老百姓的日子期盼更富足、祥和的社会生活更让人期待。全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为新一代中国社会的必然发展方向！
《乡土中国》的主要内容来源于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的《乡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内容。这本薄书显然谈不上是鸿篇巨作，只针对一个主题分了十几个篇章阐述观点。
感觉当时30多岁的费孝通无论在思路观点，还是研究学问本身，已经相当成熟。这本书直到现在来看，依然感觉很有道理。
费孝通在序言里讲到，乡土中国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全书整体来看，乡土中国不只是说中国乡土或者中国农村，《乡土中国》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国民性格，以及这种结构和性格成因的分析。
熟的关系是不能谈钱的，所以走很远也要去集市这么个环境下去交易，或者让外来人当商业媒介。没有血缘(换成其他“缘”也类似)关系，外来人很难融入乡土环境。
乡土的人际关系形态上孤立隔膜，本质上却一点不孤独，相比之下城市的人际关系，形态上倒是很紧密，本质上却是异常孤独的。法律、道德约束人，在中国最能约束人的非“礼教”莫属，能量要强大百倍。
倒是有一点，原来男女不讲爱，不讲私情，讲的是三纲五常，忠孝义悌，君臣父子的纪律，追求的是有利于家庭团结的效率，好打造事业共同体，夫妻间关系淡漠是常规。如今受西方观点影响较多，开化不少，男男女女的，好关系既是伙伴，也讲情爱，一年中情人节也得一中一洋两个。
.还有一点，原来的家族概念淡了，大型家族也越来越少，有些形式上还有，但长老的乏力，只是年龄大但发挥不出族长的权威功能。但那些还能保持家族规格的，家族及其家族成员的事业就能绵延与成就。随了西方观点的夫妻小家庭成了当前社会的主角，尤其在城市中。
书是分节点分析，便于理解便于阅读，十四个节点合起来，又是个完整的社会脉络。乡土中国换个说法其实就是传统中国，是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的逻辑前提。中国的社会脉络，长久以来都是如此的，感觉长久以后大概也还会是这样的。
当然，伴随环境的变迁和历史的演进，显然感到乡土中国的变化，可是，有更多根深蒂固的东西烙在文化中，不易改变。乡土中国只是四季的转化，而不是时代的变更。
所以本书的参考意义应该会是极其长久的。读此书，再联系生活的实际，便能理解许多世道、许多相处的章法。几千来来，文化未曾断过，也还将绵延下去。大家都是不能置身事外，而得感同身受的观世、处世。
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
古人学问，分为小学和大学。古人八岁入小学，向“童子之师”学习 “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由此可知，所谓的“道”，当具体指“穷理正心，修己治人”，或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的“道”——也就是说，真正的老师，所传授的“道”应该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所谓师者传道、受业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传授道、教授学业、解除疑惑。其中，受业属于知识和技能，解惑属于过程和方法，传道属于情感态度价值观。
单单一个道字可能就是有些教师穷其一生都无法教清楚的，更何况还要解惑。疑惑来源于哪？学生对于书本知识的疑惑很少，因为他们对于课本知识的要求很低，仅仅是了解大概意思，从不去深究课本之后的深层含义。但是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还是会有很多疑惑。这些疑惑的来源统统来自他们对万物的好奇，而这也是一般教师所不能解释的清楚的东西。
那么，童子之师，到底算不算老师呢？
答案是，不算。
作为青年教师的我，面对班上大部分学生时，总会有一种害怕的心态，怕他们课上会问到一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于情理来讲，我应该帮他们解决任何疑惑，但我做不到。于自身来说，我确实各方面阅历经验不足，没有办法就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对于教师、课堂的敬畏感就会更重，这也是我无法做到创新课堂，完全以学生为课堂主体的原因。也正是这种敬畏感，是我能够不断从课本之内之外学到很多东西和道理，我相信这就是教师与众不同的地方吧。
从童子之师到真正的师者，是每个教师的追求。希望我每一阶段的成长，会有更多的学生见证。我们一同学习，一同进步！
初次接触《乡土中国》这本书是于高三备考阶段。语文老师在分析以该书为背景的题目时联想到了过去的乡下生活，在他描述的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童年环境中，我对《乡土中国》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奈何时间原因，至此才得以读毕。
我自小就知道中国人存在自我主义，我还知道中国人克己尚礼讲求交情，我知道中国人崇尚传统……读完此书，我终于明白了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国人存在自我主义，与“差序格局”密切相关。在差序格局下，团体的界限并不清晰，无论是在亲属关系还是地缘关系中，团体以个人为中心，其覆盖的范围是任意的。作者在原文中提到“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力而没有义务了。”这说的就很恰当，不然人民公社“大包干”最后是怎么失败的，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是怎么成功的？一个是降低了人民干活的积极性：当人们知道干多干少都有政府给的同样饭碗时，那干与不干就没有质的区别，故索性选择后者；另一个则提高了人民干活的积极性：当明白了干得多自己就得的利润多，自己获利大时，有谁不想多干呢。
说明中国人从“私”的角度出发的还有一点：古人崇尚克己、慎独等这样的修身准则。这些准则的出发点是自身而不是别人，主要是强调对自己的约束，通过完善自身的品质品德来影响教化他人。说到教化，那还要提到中国的“尚礼”。礼既不等于道德，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对人的约束；更不等于法律，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作为一种传统，礼并不是简简单单用文字传承，而是祖祖辈辈通过讲话、行为甚至是一些特殊的表情传达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依然很多乡下人还是文盲。“生于斯，死于斯”，很多人生活的社会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他们彼此都很熟，不需要什么特定的文字进行信息传递，文字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其本身也是存在缺陷的，能传达的情意也是有限的。所以改善文盲率还是很困难的，这也就造成了文盲率始终不能降至为零的原因。
最后我想说，作者以深厚的理论知识作为支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浓浓的乡土气息，在我读罢顿感一份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我体会到了乡土所造成的对我们民族的“束缚”：当人与人发现同为老乡时，我们之间没有了距离感；当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着作为中国人的独特品质；当人与人交流过程中，可能一个动作就心领神会……这就是我们的乡土中国。
首先，愚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笨，蠢；另一种那么是大智假设愚的愚。相信很多人对于乡下人的看法就是不识字，粗鲁野蛮。但是现在一定没有人会不愿意识字了，因此他们只是缺少环境让他们学习罢了。
在我的老家——一个普通的小农村，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都有许多哥哥姐姐考上了重点高中或是一流大学。每次回到乡下，听家里的人说起，我总是羡慕不已。可见，乡下人并不愚，只要拥有学习的时机，他们一定不比别人差。
小时候，听到方言，我常问母亲，这个字怎么写呢？她总是笑笑，然后我又问，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母亲狠狠地拍了下我的头就走掉了。现在，我慢慢的了解，每次当他们讲方言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围绕着他们，尽管我还是不能理解我为什会这样进行交流，但是我却能体会到其中的感情。
在读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之前，我对中国的总体认识，还是只停留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国基础上。因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在这五千年的文明传承过程中，积累了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为代表的深厚农耕文化，从而奠定了中国农耕文明史地位。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村生活的了。简单的说，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在我的老家，至今还沿袭着一部分原始的生产工具，比如犁铧、马车、锄头、石磨、水车、水磨、纺车等生产工具，从这些生产工作可以看出，在人类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在部分农村还沿袭着这些古老的生产工具，充分说明，中国具有的乡土性，从而导致乡土文化的根深蒂固。
中国从古至今，许多农民靠务农为生，而且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正因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的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构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以前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仅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人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今都是在仁、义、礼、智、信的礼教下前行，并不断在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影响制约中慢慢前行。可以说，文明的进步，离不开生产生活，是在几千年中国老百姓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他们在原始的生产生活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后战胜自然和一切困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耕文明，从而推动中国一步一步向前发展进步。
家庭是指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亲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在由个人家担负孩子生育任务的社会里，这种社群是不会少的。但是生育的功能，就每个个别的家庭说，是短期的，孩子们长成了也就脱离他们的父母的抚育，去经营他们自己的生育儿女的事务，一代又一代。在任何文化中，家庭这社群总是赋有生育之外其他的功能。如果家庭不变质，限于亲子所构成的社群，在它形成伊始，以及儿女长成之后，有一段期间只是夫妇的结合。夫妇之间固然经营着经济的，感情的，两性的合作，但是所经营的事务受着很大的限制，凡是需要较多人合作的事务就得由其他社群来经营了。在中国是一个讲裙带关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因素就是家族。虽然现在中国已经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加强社会治理结构管理，但在社会这个共同体中，家庭势力同样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势力不可小视，充分说明中国的乡土性。
总而言之，要弄清中国的乡土性，就必须要从生产工具、土地、文化、家庭等方面来综合分析研究，找出有中国乡土性代表性的因素。在结合社会学有关理论，充分找出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在社会治理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讲清楚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乡土性的国家。
这本小册子我先前已经读过一遍，但当我爱人问起我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时，我竟一时语塞，不知从哪里说起，便问她怎么突然问我这本书的内容？她说是她同事的孩子，一个高中生，被要求读这本书，这个学生读了两页便读不下去了，她同事和她讨论这件事，她想起我读过这本书，于是问我读的感受。
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写的，正是20世纪40年代，他能比较完整地描述传统中国的乡土特色，而21世纪的中国已经是现代化的中国，书中很多传统的礼治、长老权力等现象已经难以找寻，但是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对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洋进行对比，这给了我很大启发。
文中提到，在传统中国，家庭的主轴是父子还有婆媳。父子很好理解，毕竟子承父业在中国是传统，那么婆媳怎么理解？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男是父子相继，女则是婆媳相传，要不然也不会有那句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句话道出了家庭地位的更替。在这个家庭中，主轴的关系是纵向的，要求孝顺，“二十四孝”的精神始终是传统礼治的宣传要点。而如今的现代社会，则是以夫妻为主轴。
在二十世纪初期，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书中提出“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女权运动的胜利，也是家庭结构在现代社会中的展现。
我想到一个例子，一次我和同事在队部门口炒菜，遇到一位老农，目测年龄六十有余，他短短的个头、瘦削的身材，手里夹着点着的香烟，他上来与我们攀谈。他先是啐了一口痰，感慨了一声，说“世道变了！”我和同事大为惊诧，不知他有何冤屈，不方便接他的话。哪知他说了一句“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吭哧吭哧地撅着腚在这炒菜，在俺家，这活儿我从来不屑地干，这都是老娘们儿的活”，我同事倒是极幽默地回了一句“社会越发展，男人地位越下降，城市不如农村啊，农村的老爷们儿地位高”，那老农猛地吸了一口烟，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倒没觉得这有多好笑，联想到我家里爷爷奶奶的地位关系，我每次回家都要帮着奶奶“顶撞”爷爷，但是奶奶好像丝毫没觉得她受爷爷欺负有什么问题，虽然偶尔发两句怨言，却也没什么过激的反应，但是我在城里见到的确是另外一番景象，大男子主义十分少见，男女争吵也基本上多以女性胜利、男性沉默结束。这似乎无关个人品格，这也许就是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变化。当然，不可否认的，孝顺等优秀传统文化将继续在现代社会存续并发展，但这些文化的表现形式一定是现代化的，“吃人的礼教”是不可能再回归了的，就如同那作古的帝制一般。
费先生在对乡土社会治理力量的解构上，使用了各种权力来说明，有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以及时势权力，后面两种权力名词为费先生所独创。后来，年高的费先生谈到自己写这本书，做这些讲演的年轻岁月时，他说那是一股子闯劲，虽不成熟却也可爱。我觉得这几种权力的解释太过学术化，我倒不敢说人家不成熟，只不过是因为我是社会学的彻彻底底的门外汉，长老权力、时势权力的解释让我在与实际印证方面犯了难，而我对这些需要体验的社会现象几乎触及极少。
另外，文中提到西方将社会可以分成安稳的阿波罗模式和求变的浮士德模式。乡土特色类似于阿波罗社会，“言必称古”的文化塑造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变迁缓慢的传统中国里，人们最常采用的是用注释的方式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那个年代的改革尤其是激进式的改革多半夭折。而现代社会则类似浮士德社会，崇尚个人价值、鼓励积极探索，相信创新创造产生的问题必将也必能由新的创新创造来解决。
《金刚经》说，“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大概意思是虽然世界并不真实，但是你却需要用心感知并择善固执地行动。《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大约就是给人这么一种感知体验吧。
印象中，我应该没有读过一本社会学的专著，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能主动地去品味社会学这门熟悉又陌生的学问。自然，无穷的好奇心与有限的既有知识催生了强烈的新鲜感。而这一切新鲜感，就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带给我的第一感官。
初识《乡土中国》这本书，完全出于偶然。就像我刚才所说，因为以前从未涉猎过社会学这一领域，当然就不会在自发状态下突然来了阅读这方面专著的激情与灵感。不过，我想很多事情都是因果联系的。天意安排我在此时偶然遇到这本书，真如邂逅一般，只怕这是萍水相逢，恨不得铭刻永久。于是，这篇文章就呼之欲出了。
言归正传。作者在序言中就明确了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即“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以此为基础，本书从乡土社会的结构、意识等方面系统的阐述了作者眼中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时代，能够有这样一本专门解析乡土社会的著作出现，也着实体现了作者的高瞻远瞩。
乡土社会说到底，一切的文化思维、行为方式等的产生，都离不开几千年赋予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种与土地千年的朝夕相伴为独特的乡土风貌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正是由于千余年这种束缚在土地上的生产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导致了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而诸多乡土社会的元素，均与这“熟悉”二字相关。
比如作者提到了文字下乡的问题，由此联想到了乡土社会是否是运用文字的良好土壤。作者眼中，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空间上具有孤立性，面对面的交谈显然胜于以文字为载体的沟通，又传统的生产方式经验即作者所谓的“记忆力”是不必通过文字作为传递载体的，因此，文字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生存土壤的，这也导致了为什么乡土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文盲”。因为熟悉的社会导致文字的相对多余，所以孕育现代商业社会的契约、法律条文等自然不可能凭空产生。
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乡土社会又是靠什么来维持秩序呢？这就是“礼”。也是因为乡土社会的相对稳定性，长期以来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孕育了伦理观念的产生，即“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自然，传统的流动性小的乡土社会更有其生存空间。而依靠传统经验的传授，一个人完全可以解决乡土生活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也是由于长期以来稳定性造成的。所以，人生经验往往掌握在年长的人手中，年轻人不必去面对新情况，只需要听从教化，就能解决人生问题。由此，形成了乡土社会独特的权力结构——长老统治。
乡土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差序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靠亲疏远近来分别，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始终都是以私人关系为主导的，并未形成一种凌驾于团体至上的关系与观念，也就无法催生高于人际关系的社会契约关系。所以，作者诙谐道，也许中国人最能体会到世态炎凉这四个字的感觉了。同时，这关系也决定了乡土社会实际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因为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非流动性，促进了家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在家族中，血缘的亲疏催生了差序格局，也形成了整个乡土社会的家族伦理体系。而在此时，地缘不过是血缘关系的投影。
当然，还有诸多方面的特点，限于时间和笔者个人总结能力有限，不一一叙述。总而言之，一切都离不开土地带来的独特的经济方式。
其实写到这里，我想作者在本书中并不仅仅是想回答他在序言当中想要回答的问题，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深度剖析，让人们更加了解乡土社会，了解它的诸多特点以及由这些特点带来的诸多弊病。当然，也有优点。不过，就当时而言，乡土社会的组织结构与生产方式必定会成为现代化的阻碍。作者也常常把中国的乡土社会与孕育现代文明的西方社会做比较，也足见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阐释，反思我们的乡土社会状况，为近现代化能够在乡土社会实行下去寻找有利的条件与合适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