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1、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
3、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
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
商鞅，卫国人，本名公孙鞅。
才华出众，恃才傲物。这便是我对商鞅的总体感觉。特别自信，就像电影里的超级反派，总有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太史公说他刻薄少恩，得罪人太多，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其实仔细看看，他得罪的最终害死他的，应该是太子，后来的秦国国君。商鞅是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可那时人家潜龙在渊，等到飞龙在天的时候就回来找他翻旧账了。
公叔痤也是个有趣的人。在位的时候没来得及推荐公孙鞅，快死了才告诉魏惠王，这个人可以做宰相，要重用啊。话说你的国君是个啥样的人你自己个儿心里就没点b数吗？真以为人家来问你是真心担心魏国的未来么？人家那是做做样子的，毕竟身份地位在那里，手下宰相要挂了，怎么也得来看看，不然舆论怎么说？也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呀。
商鞅喜好刑学。说明他内心深处认为世界就是黑白分明的，要么对的，要么错的，没有差不多，无所谓之类的情况。推崇法治社会，认为人人守法，规矩天下。难到没边了呀。他这样的人，遇到一个好领导，那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遇不到，就是人家刀下的菜。
做人要厚道，厚道就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就是要委屈自己，把自己的委屈当作开心。
读书正行，读书正言，读书正心。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
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
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
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更法篇”集中反映了秦国商鞅的更法思想，展现了以商鞅为代表的变法进取思想和以甘龙和杜挚为代表的墨守成规思想之间的斗争，揭示了君主的治国之道，即欲治理好国家，必须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变法更礼。
探索《商君书》更法思想，把握中国更法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性，挖掘中国更法思想的深厚土壤，寻求更法的内在规律，从中吸取营养促进中国当代的立法建设。
秦孝公继位后，在与其大臣讨论更法的过程中，首先提出变法更礼的目的及顾虑。《更法篇》曰：“代立不忘社稽，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这里是说，立国的基本条件是治理国家和教化百姓，变法更礼是立国的根本途径。变法就是改变旧时法律，制定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法律制度。更礼就是更改旧有伦理道德，使之适合君王“使民”的要求。变法更礼的实质就是要“因时制宜，役民以法”，以达到国家富强，百姓得益的最终目的。
秦孝公曾担心老百姓对变法更礼有非意，因而对是否实施变法更礼犹豫不决。商鞅劝道：“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在商鞅看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终将一事无成。只要变法是为了国家富强，更礼能使百姓得益，就应当机立断实施变法更礼，迟疑和犹豫只能错失良机。商鞅还认为谋划治国方略非得圣贤聪明之人不行，变法更礼更离不开具有远见卓识的有识之士。商鞅引用俗语说：“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商鞅主张变法更礼必须具备主体条件，即变法者是圣贤聪明的君王。君王应当顺应历史潮流果断变法更礼，同时教化百姓守法循礼。
在传统中国，法和礼都是强制性行为规范。法律是统治国家的规范，礼制是奴役百姓的规矩，实际上都起着法律作用。法律的主要作用是用来爱护老百姓，礼制的`重要功效在于方便办事。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老百姓得益，就不必沿用旧时法度，也不必遵循以往礼制。变法和更礼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更法，但就更礼来说，更法当然也要顾及到百姓对更法的意愿。这种法律与道德并举，役民与顾民共虑，是既上体现一种“依法治国”统一法律理念的传统。这种理念初步揭示了变法与治国的内在逻辑关系，奠定了中国更法思想产生、演变和发展的深厚土壤，是商鞅变法更礼思想的“亮点”。
与秦孝公和商鞅的变法更礼主张针锋相对的甘龙坚决主张沿袭秦国的旧有法度礼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如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在甘龙看来，圣贤聪明的君主不应变法更礼，因为根据旧有法度治理国家，依照先秦民俗教化百姓，容易使官吏习惯，百姓安宁，如变法更礼，恐天下人非议。杜挚从功利角度也反对变法更礼：“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五邪”。在杜挚看来，如果不能充分地满足百姓的利益就不应变更旧法，没有足够的功效就不可改换礼制。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变法更礼不可随心所欲。法律的特性不是求变，而是求适合和稳定，只要对社会的发展仍能发挥规范的正能量作用，就要维持它。
商鞅对杜挚的观点予以反驳，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变法原因，揭示了法律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内在规律。他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义、神农，教而不诛;皇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制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在商鞅看来，前代法度和教化各不相同，无从效仿;各帝王的礼制也各不重复，无法遵循。古时各代均是适应时势需要，依据社会客观情况而创立新法度和制定礼制。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周不遵循古法却走向兴盛，殷纣、夏桀不改变旧礼制却引致灭亡。反对古制未必应该受到非议，遵循旧礼并不值得赞美。秦孝公最终被商鞅的更法思想说服，颁布了开垦荒地的“恳草”法令，开始了他变法更礼的治国举措。
在秦孝公及商鞅以变法更礼为核心的治国思想体系中，维护君主权威是目的，注重变法更礼是工具，关注民意是“役使”百姓手段，从根本上说有其落后和不科学之处。但如果挖掘为国家富强而顺应时事变法更礼和关注百姓意愿这一理念和思想本身的当代意义，却对我国完善修法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不仅需要维护法制权威，还要适时修法，修法更得顺应国情民意形成制度化，最终达到法律和民意和谐统一。
公孙鞅说：制定法令，设置朴实厚重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具体内容的人作官吏，把他作为主管法令的官吏。推荐给天子，天子应允，就命令他们主管法令。都诏令受命上任。各自主管各地的法令，百姓胆敢忘记遵守他主管的法令的名目，就用他所忘记的法令的名目惩罚他。主管法令的官吏，若有变更或死去，立刻就命人学习阅读理解法令的内容，为他指出准则，让他几日内便通晓法令内容，不能合乎法令准则的就用法令惩罚他。若有胆敢刊定法令而增减一个字以上的，就是死罪而不会得到赦免。众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具体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根据他们的问题明确答复他们。而且要制一个长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写明年、月、日、时间、所问法令的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诉，等到他们犯了罪，正是他们所询问的那一条，那就按他们所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询问时，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给询问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则小心将右片装入木匣，藏在一个屋子中，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后当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办事。
法令复制一份放在天子的殿中，殿中给法令建一个禁室，有锁钥，用封条把它封起来，把法令的副本藏入其中，用禁印封上。有擅自启开禁室的印封，和进入禁室偷看禁室的法令以及删改禁室法令一个字以上的，都是不可赦免的死罪。每年一次，将禁室所藏法令颁发给主管法令的官吏。
天子设置三个法官，宫殿中设置一个，御史设置一个，丞相设置一个。诸侯和郡县也为他们各设置一个法官和法吏，全都比照秦都的法官。诸侯郡县一旦接受禁室的法令，就如同学习询问法令的内容。官吏和百姓想知晓法令的，都询问法官，所以天下百姓、官吏没有不知晓法令的人。官吏明知百姓知道法令，所以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对待百姓，百姓了不敢犯法来触犯法官。对待百姓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向法官询问，法官就将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百姓就将法官的话警告官吏。官吏知道事情这样，就不敢用非法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像这样，国内官吏和百姓即使有贤良、善辩和狡猾的人，也不可说一句违法的话，即使有千金之一富，也不能使用一铢违法的钱。于是巧诈贤能的人都改变去作好事，都努力自治，服从国家的法令。人民敦厚就统治，这是由于法令明白易懂而一定要遵从。
法令就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是用来防备人民的。为治国而抛弃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饿而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而抛弃衣服，希望到东方而向西走一样，其相去甚远是很明显的。一只兔子跑了，一百个人乱哄哄蜂拥而上，要逮住他，并不是因为捉到兔子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而市场上有好多兔子在卖，盗贼都不敢去偷，这是因为市场上兔子的所有权是明确的。所以，当事物的名分没有确定以前，尧、舜、禹、汤也像奔马似地追逐，而名分确定后，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如法令不明确，其条目不确定，天下百姓都会评议，其评议因人而异没有定说。人君在上制定法令，百姓在下议论纷纷，这是法令不定，以下代上，这就是所说的名分不定。名分不定尧、舜尚且都会违法，何况普通百姓。这样就使奸恶大兴，人君失掉权威，这是国家灭亡的根本。好比古代圣人著书，流传于后世，必须由教师教授，才能知道其具体内容，如不同教师传授，人人都以自己的想法来评议，到死时也不能知道书文字的它的具体意义。所以，圣人一定给法令设置法官。设置法官做天下人的老师，就是为了定名分。名分确定了，奸诈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诚实，人民都谨慎忠诚，而且都能自治。所以确定名分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势所必治就不会乱;势所必乱就不会治。势所必乱再加治理，就会更乱;势所必治再加治理，才会更治。圣王在势所必治的情况下来治国，不是在势所必乱的情况下来治国。
微妙深奥的言论上等才智的人也不易理解，不需要法令作准则而行为都是正确的，在千万人中只有一个。圣人是针对千万人来治理天下，所以只有智者才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为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是智者。只有贤能的人能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贤能。所以圣人制定法令一定使它明白易懂，愚人智者都能懂得。为百姓设置法官，设置法吏，作为百姓的老师，使万民不致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圣人掌握政权，天下没有受刑被杀的人，并不是他不用刑，不杀人，而是圣人推行的法令更明白易懂，又给人民法官、法吏，作他们的老师，教他们懂得法令。从而万民都知道应躲避什么、亲近什么。怎样躲开祸患，接近幸福，而且都能自治。明君在人民自治的基础上来从事国家的治理，天下就大治了。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论语》以记言为主，故称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务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
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
”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论语》这部书，教给我们很多为人处世的方法，做人的规矩、道理，这些办法通过于丹的白语化，用许多浅显的故事，而变得懂俗易懂，看起来很朴素的语言，但在原则中透着一些变通，更简单的说：它告诉我们的是为人处世的原则。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在论语》中孔子谈理想时，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内心定力与信念。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的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我们都想要建立一个大的坐标，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在我们每一天忙碌的间歇里面，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而不至于像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于丹的.论语读后感所想传递出的是这样一种温柔的思想力量，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对内心的关照，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社会环境中朋友是最重要的，从你的朋友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其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也如此，从身边朋友的身上也可以直接的反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的朋友如一本好书，他可以打开整个你的世界，让你接触到外面的精彩。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你只要观察他的社交圈子，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价值取向，朋友的好坏可以影响到你的人生。
无论是孔子的《论语》还是于丹的读后感，都说做人的境界，君子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君子的力量始于人格与内心。如果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中，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能够不后悔、不愧疚，要使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禁得住推敲，实在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让自己的内心选择能力强大，明白如何取舍，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平时大家老说做人要厚道，厚道并不是窝囊，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因此只有给予才会带给你最终的欢愉，不是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做人无论成功与否，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才是君子之度。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
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它是一个循循善诱的教师，又是一个正直、坦率、宽容的友人，由它可以映射着我们的道德情操、品性修养的镜子，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方向。我想无论是古贤圣人还是于丹所想表达的意义在于，以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让后世的子孙一一去实践，让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这大概就是《于丹论语读后感》所给予我们的终极意义吧!
不允许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那样邪恶的官吏就没有空闲时间到百姓那里谋求一己私利。假如群臣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邪恶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就会有充裕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那么国家的田赋制度就会统一，而百姓承担的赋税才会公平。国家的田赋制度统一了，就会在百姓中有信誉，有了信誉大臣便不敢做不应做的事。百姓的负担公平，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职业，百姓慎重对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易改变。如此百姓就不会议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会感到官吏害民。百姓就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恨官吏，那么壮年农民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它行业。壮年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年轻人一定会不断向他们学习，从事农业生产。年轻人不断学习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权势来给某些人封爵加官，那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百姓不认为有学问尊贵，就会愚笨，百姓愚笨无见识，就不会到外国交游。百姓不到外国交游，那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民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生产而不偷懒。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民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税多，吃闲饭的人也众多，这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就要凭他们吃闲饭的人数收税，从重役使他们。那么这些邪僻、淫荡、四处游说、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多收留食客。这些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就一定务农。人们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商人不准卖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商人不准卖粮食，到了丰收年就不能靠卖粮谋利来增加享受了，那么饥荒之年也没有充裕的厚利可图。没有厚利可图，那么商人一定会害怕经商，会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努力从事生产，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那么农民在外出劳作时就不会看见奇异服装，在家里休息时听不到使人丧失意志的音乐，那么他的精神和意志就不会涣散。到田间劳动时看不见奇异的服装，那么他的心思一定会专心在农业生产上。心思专一且意志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雇用佣工，那么卿、大夫、家长就没有办法建筑修缮自家府院的房屋，他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儿女就无法不劳动吃闲饭，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那些靠给人作佣工生活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他们就一定去务农。卿、大夫、家长不建房修房，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危害。卿大夫娇生惯养的儿女和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懒汉不再偷懒，那么原有的农田就不会荒掉，农业生产不会受危害，农民更加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邪伪诈、不安心本职、私下交游、对从事农业生产迟疑不定的人就不会外出四处周游，而且那些开旅馆的人就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么讨厌务农、怠慢懒惰、非常贪婪的人就没有吃饭的地方。没有吃闲饭的地方，那么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的本钱十倍，如果这样的话，卖酒、肉等东西的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也就不能纵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荒废政事而吃喝享乐。从事经商的人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拖延不办，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刑罚处罚措施，并且建立联保组织，使他们互相监视，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其他人一起受处罚，那么那些气量小、性格暴躁的人就不再敢打架斗殴，凶狠强悍的人便不敢争吵斗嘴，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喜欢挥霍的人也不再会产生，善于花言巧语、心怀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进行欺诈。这五种人在国内不存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那么就会愚昧迟钝。百姓愚昧迟钝就安居不迁移，那些摇唇鼓舌迷惑农民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了。愚昧无知、性情浮躁多欲念的人也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心务农。农民安心务农，愚昧迟钝的人也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等同地发布有关卿大夫、贵族嫡长子以外弟子担负徭役赋税的法令，根据他们的辈份让他们服徭役，再提高他们服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为服徭役之人供给谷米的官吏那里领取粮食，他们就不可能逃避徭役，而且想做大官也未必能够获得，那么他们就不再四处游说或投靠权贵，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诸大夫们，对那些有关博学多闻，能言巧辩，到外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做，更不准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那么农民就没有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听到蛊惑人心的学说。农民没有地方听到异端学说，那么有智慧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来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笨的农民就会无知识，不喜欢学问。愚笨的农民无知识，不喜欢学问，那么就会积极务农。有智慧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军队的市场上不准有女子，还要命令内部市场上的商人自己给军队准备好铠甲兵器，让他们时刻关注军队军事行动开始时的战斗动员 ;还要让军队内部的市场不能有私自运输粮食的人，那么那些奸诈狡猾的人就没有办法找到隐藏粮食的地方，偷运来粮食的人就不能私藏偷运来的粮食，那些轻浮懒惰的人就不能到军中市场上游荡。偷运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卖，运送粮食的人全由国家派出，轻浮懒惰的人不能到军中市场游逛，那么农民就不能四处游荡，国家的粮食就不会浪费，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各郡县的政令和统治措施必须一致，那么到期离任和升官的官吏就没有办法弄虚作假来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也不能隐藏自己的错误举动。错误行为不能隐藏，那么官吏中就会没有不正派的人。升迁的人不用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不敢更改制度，那么官史的从属人员就会减少，农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官吏中没有邪恶的人，农民就不用到外躲避邪恶的官吏;农民不用四处躲避，那么农业就不会受到危害。官吏的从属小吏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农民的负担不重，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就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多，征收的赋税也不多，农业不受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商品的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就会对经商产生怀疑甚至懒得干的思想。农民讨厌经商，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产业怀疑，不愿意经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让他们家中砍柴的、驾车的、供人役使的、做僮仆的人都一定要到官府登记注册，并且按名册服徭役，那么农民的负担就会轻，商人的负担就会重，来来往往送礼的人就不会在各地通行。如果这样，农民就不会饥饿，做什么事也不用送礼讲排场。农民不挨饿，做什么事不送礼，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对国家让做的事积极努力，并且个人的事也不会荒废，那么在农业上的事就会做好。农业上的事优先发展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运送粮食的人不能花钱雇别人的车，更不准运粮车辆在返回时揽载私人货物。车、拉车的牛、车在运粮时的载重量服役时一定要同注册登记时一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运粮车就会去得迅速回来得也快，运粮的事就不会危害农业生产。运粮不会危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许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饭吃，那么奸民就没有了依靠。奸民没有了依靠，那么他们做坏事就得不到鼓励。做坏事得不到鼓励，那么奸民就没有了靠山的支持者。做坏事的人没有靠山，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不会受到危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